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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一生没笑过的五姑

2015年11月07日 综合新闻 ⁄ 共 367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从来没有笑过,总是满脸的忧伤,眼角永远噙满泪水,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她住在离城60里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岭来到我家,跨进门见到我父亲,叫一声五哥,眼泪就滚滚而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妈在一旁劝她“别哭,别哭了”,但五姑的眼泪依然像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长的30年,五姑一直都是这样。

五姑不仅是我的姑妈,还是我的奶妈。我出生时,正赶上三反洗劫,月子里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靠吃豆腐渣充饥,哪有奶水!五姑就断了他儿子、我表哥秦宗文的奶哺育我。靠着五姑的奶水,我才幸运地活下来。

五姑陈懋藩生于1923年,是我们老家所在的小城里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之一,能演奏风琴,爱唱歌跳舞。由我祖父做主,五姑被许配给望水乡桐梓园秦家大少爷秦大德。秦家是忠县名门望族,姑父的祖父秦肃三,博学多才且有政治抱负,是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曾作为国会议员(忠县仅其一人),赴北京参加大总统选举,亲眼见证了中国选举史上的那段丑闻。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悍然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秦肃三与在京的莫德惠、蒲殿俊等194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怒斥袁世凯。后来,秦肃三等13名国会议员又冒死10次联名上书。有一次,秦肃三与袁世凯当庭争辩,举起桌上的砚台砸向袁世凯。袁视其为眼中钉,曾通缉捉拿。1938年,秦肃三因不满蒋介石,撰写《讨贼民党蒋介石檄文》,被当局以侮辱领袖罪逮捕。入狱当天,秦肃三从容写好遗书,视死如归,后被判刑三年。

秦家富甲一方,家中的器具极其考究,高大精美的玻璃镜是从遥远的北京购回的。秦肃三在北京客居久了,喜欢吃北京糕点,返乡时带回一个北京糕点师,专为他制作北京糕点。

祖父为五姑选定的婆家,全家都满意,惟有我父亲坚决反对,曾坐着轿子到桐梓园大闹,不准五姑出嫁。秦家虽是名门望族,可我们那位姑爷却是纨绔子弟,打牌吃鸦片,不务正业,相貌也不大中看。父亲的反对以失败告终,一切由我爷爷说了算。这也是后来几十年五姑一见到我父亲就大哭的原因之一。

五姑嫁到秦家,开始几年过得还是不错的。1949年,灭顶之灾降临,五姑家是大地主,一家几代被扫地出门,住进以前的柴草屋。有一次父亲到五姑家去,寒冬腊月没有床,五姑的婆母年老体衰,就蜷缩在一堆草灰里,像一只老羊。

五姑偶尔回娘家来,我妈妈会找一些破旧衣服给她。一天晚上,我在爷爷床上翻筋斗,五姑坐在床头,奶奶逗我说:“陈七儿,你长大了怎么孝敬五姑啊?”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大声说:“我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那时中苏亲密,苏联花布是最时尚的布料。我大约只有两岁多,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从不忘怀。18年后,我结束知青生涯,终于有了一份低贱的工作,每月工资24.5元。我想起童年的承诺,但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天天咒骂的敌人,苏联花布也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我无法再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就选用另外的布料给五姑做了一套衣服。

我小时生活在城里,对山里的五姑一无所知。小学四年级那年(1963)暑假,父亲叫我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五姑,于是11岁的我翻越崇山峻岭第一次去五姑家。

桐梓园秦家大院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扬眉山上,大院下面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再往下就是滚滚长江。站在大院,俯瞰几十里外的山水,白云缭绕,清风吹拂,气象万千。正对着大院,是一座独立突出的锥形山峰,满山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最顶上一棵大树笔直挺拔,正好形成山尖。

此时的桐梓园秦家大院,当年气势恢宏的庄园已经面目全非。大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贫下中农居住,新主人根本不知养护,雕梁画栋被破坏殆尽。大院的格局被打乱,有些地方已经垮塌,院坝里杂草丛生。虽然如此,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雄浑庄严与典雅古朴,一道石门上刻着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句子:“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五姑一家住在大院一个过道里,天穿地漏,四壁透风,满屋烟渍,旧木板架起的床上堆着渔网一样破烂不堪的发黑的棉絮。我忽然到来,五姑又惊又喜,想买点什么招待我,就急急地把一个破藤包倒过来,里面滚出一些零碎的针头麻线之类各种杂物。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竟有一颗牙齿,五姑告诉我是我奶奶掉下的牙齿,她一直珍藏着。那时我奶奶还健在。五姑拨开那些零碎杂物,底下露出几枚硬币。她小心翼翼地把硬币一枚枚捡起来放到手心里清点,一共是一角七分钱。这是五姑一家的所有积蓄,那一刻我被彻底震撼!

后来我多次向父亲讲起这一角七分钱,父亲都闷着不说话,不知他心里有多难受。

五姑留我住了几天才让我走。我每天和表弟宗武(八九岁)一起上山玩,看他飞快地挥舞镰刀割苦蒿。晚上宗武在屋子里点燃一大堆苦蒿,用竹扇使劲扇,浓浓的烟雾在屋里弥漫,成群结队声的蚊子便纷纷散去。浓烟散尽,蚊阵又重新袭来。

那天我跟着宗武正准备上山,院子里一群小孩忽然将我围住。领头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其他小孩叫他川湘,赤着上身,满身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浅浅的,眼睛很亮。我开始以为是乡下孩子见到城里孩子好奇,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川湘瞪着眼睛说:“今天不准你从这里过。”我莫名其妙,坚持要过去。川湘伸手拦我,我把他的手挡开。两三个回合后,川湘忽然大叫一声:“你这个地主!”然后像狮子一样猛扑过来,把我往地上按。我也不客气,当下就和他扭打起来。旁边的孩子一起冲着我大喊:“地主!地主!”宗武在旁边脸色发白,不敢吭声。这场“阶级斗争”,直到生产队长出动才解了围。

从此我记住了川湘的名字,据说他现在还住在那座山上。我由此想到,五姑一家在那里是何等受歧视!一个小不点孩子,可以任意欺负五姑的客人,对五姑本人的欺负可想而知。极具歧视性的地主二字挂在小孩嘴上,莫名其妙的仇恨写在小孩脸上,年仅八九岁的宗武已经习惯了面对侮辱不吭声。五姑一家在那里实际上已被判了无期徒刑。

姑父从小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一下沦为贱民,犹如坠入地狱,可是很快习惯了逆来顺受,适应了千奇百怪的残酷斗争,也学会了各种笨重的农活,面对任何苦难都能安之若素。几十年里,姑父从来不唉声叹气,和五姑的哭啼完全不同。他总是高挺着身子,鼻子像鹰一样,眼睛半眯着向下看,好像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当年天天沉溺于麻将桌上的他,几十年的炼狱生活中与麻将彻底绝缘。文革浩劫结束后,麻将首先在城市里出现。一天,姑父因事来我家,进门就意外地看见我父母在打麻将。父母邀他参战,他毫不推辞就上阵,大显身手,连连获胜。

八十年代初,五姑的地主帽子摘掉了。由于几十年遭受非人折磨,她已经失去应有的神采,极度的贫困依然压迫着她。一次,乡里找她收什么名目的款项,她实在交不出,他们威胁她,限令几日内交出,否则要拆掉那间破房子。五姑立马进城,见到我父亲,一声五哥都没来得及叫就大哭起来,伤心至极。我父母虽然自己也困难,总比五姑好得多,当即想法凑钱给五姑解了燃眉之急。我当时在场,目睹五姑痛哭,曾写五古诗一首《五姑》:“工者操机具,耕者守田亩。田薄稻麦稀,耕者一何苦。嗟哉吾五姑,贫居山深处。衰颜敝衣单,破壁朔风舞。今年天大旱,邱峦成赤土。缺粮少菜蔬,将何充肠肚。乡丁催款来,呵呵猛如虎。囊底探欲穿,唯唯不敢怒。入城求舅亲,相见泪如雨。百年总忧贫,不得半日富。一生辛且劳,到老仍褴褛。对之久歔欷,怆然伤肺腑。”

五姑一天天老了,病了,已没能力进城回娘家。我们给她送过多次药品,但都无法挽留住她的生命。2001年的一天,五姑病危,我从重庆回老家,和八十多岁的父亲一起到桐梓园看她。静卧在床的五姑,非常憔悴,脸色蜡黄,眼光黯淡,头发散乱。她睁开浑浊的眼睛,忽然看到我和父亲站在床前,顿时泪珠滚滚而下,从盖里伸出两只苍老的手,父亲赶紧握住。两兄妹历经风霜的手握在一起,是人间最感人的一幅画。泪水也从父亲的眼中涌出,滴到五姑床上。

我父亲是那么心疼他的妹妹,从少年到暮年,一直没有改变。虽然父亲自己也屡经患难,但是从未忘记尽微薄之力去帮助五姑。现在,兄妹俩人今生诀别就在眼前,怎不令人肝肠寸断。五姑已失音,看着亲人却不能说一句话,只是张开嘴哇哇地叫。我猜想她一定是在喊:“五哥!五哥!”父亲大声地对五姑说:“五妹,你要想说的话我都知道,你莫着急。”五姑听后直点头,眼泪簌簌地流。父亲坐在床头给五姑一口一口地喂饭,五姑像个小孩一样乖乖地吃着,眼泪仍然不停地流淌。

分别的时候到了,父亲要赶回城,我要赶回《重庆商报》上班。我们最后一次握住五姑的手,五姑死死地抓住我们不肯松开,嘴里呜呜地叫,我们狠着心把手缩回。转身出门时,我看见五姑的两只手一直高高地伸着,眼泪流过整个面颊。几天后传来噩耗,五姑走了,去了一个没有贫困也没有歧视更没有斗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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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生产老是上不去,挨大队长批评。三队长叫苦不迭,说:“不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可我们队里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抓?没法抓阶级斗争,这生产怎么能上去?这样吧,你能不能跟别的生产队说说,把他们队里的地主借几个我们斗斗?保不准生产就上去了。”其他几个队长不愿意了,他们的宝贝怎么能随便借呢?一时间地主富农成了紧俏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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