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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父亲这一生

2015年10月28日 综合新闻 ⁄ 共 211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帮工,我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受一位陈姓教授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位陈教授与鲁迅先生关系较好,常带父亲到北京中山公园与他喝茶。当时赶上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夹道送行,父亲这时加入了国民党。

四一二政变前,父亲去上海,在火车站附近一间小书店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进租界时被巡捕查到,拘留一天,押送出租界。四一二政变中,父亲也被捕关押,几个月后获释,回到家乡温州。祖母认为他在家中呆不住,就给他娶了一个蔡姓女子,想拴住他。蔡氏有肺病,不久去世,父亲又离开老家,到了宁波。当时我母亲在宁波教书,经校长介绍,与我父亲结识。婚后两人长期住在杭州,父亲任杭高教员五年,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十二年。1946年8月,省长任命父亲为景宁县县长。1948年3月,调任建德县县长,因剿共不力,年底被免职。

父亲失业后,母亲又因胃病不能工作,家里没有积蓄,生活陷入绝境,常常只能用半斤玉米粉煮成糊供全家度日,甚至靠手工卷香烟去卖赖以维持一家生计。一位戚姓朋友,把造了一半的房子的一个房间临时安上一个门,借给我们居住。

1950年,母亲经同学蔡梅英介绍,到上海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从此一家人就拆散了。大哥大姐在部队,二哥考上卫校,母亲带我一人到上海工作,其他三个孩子,或在亲戚家寄居,或托人抚养。1951年,经母亲介绍,父亲也来到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不久,镇反运动开始,父亲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最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1952年在瑞安获释,管制三年,我们几个年幼的子女也从分散的各处被送到瑞安,由父亲照料。

父亲除了有时参加居民区组织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每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务,给我们梳辫子、洗头、洗衣服。他还让母亲从上海寄来一台缝纫机,自己学着做衣服。那时男女学生的制服都是四个口袋,很难做,但父亲也学会了。有时和父亲一起出门,父亲看到居民区干部,都弯腰鞠躬,使我们感到没有一点自尊。邻居小孩经常欺负我们,懦弱的弟弟走在街上,有时会被人无缘无故地打一拳。脾气比较倔强的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时会与人厮打。每当这时,我们却得不到家人的庇护,最多就是被拉回家。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不懂事的我对父亲有些怨恨,有时发起脾气会骂他“反革命”,但是父亲从不回应打骂我们。

我们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晚饭后,父亲带着我们到南门外的飞云江边看潮起潮落。有时买上几分钱的香瓜子,每人分上一小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散步回来,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学习,父亲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辅导他最熟悉的中国历史。偶尔他也唱吟他熟悉的诗词,此时满腹经纶似乎有了些许用武之地,脸上显出少有的神采。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1958年开始“肃残运动”,父亲被叫去集中学习。我每星期要为父亲送些菜,最后一次去送菜那天,大雨倾盆,我和妹妹打着伞,手里拿着一瓶菜,兜里揣着父亲前次要我给他带去的一毛二毛的零钱。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菜瓶被打碎,我从地上捡起上面较干净的菜,放到只剩半截的瓶子里,带着一脸惊慌走到目的地。管门的告诉我,这里已经没有人了。过了几天,有几个公安局的人到我家搜查,对我说:“你是少先队员,要老实说,你父亲有没有枪啊什么的武器藏起来的?”我说:“没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又被捕了,被判十年劳教。在十里坪农场放牛时,父亲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十年劳教之后,又留场两年,被释放回到瑞安。

文革结束,反革命帽子摘除后,父亲才于1979年1月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结束了长期的独居生活。这时他已年届八十,满头白发,背驼得厉害。过去的二十几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女个个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唯恐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所以都没有去看过他,也没有书信往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完全违背了人性。

夏天,母亲浸一些杨梅酒,父亲喝上一口,就算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大姐的孩子搞活动,买了些面包和饮料,父亲看到吃剩的面包和饮料瓶,非常生气,说:“出去玩还要带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辈子也没这么浪费过,像什么样子!”

父亲不享受公费医疗,住了两次医院,医药费不堪负担,只能在家卧床吃药,全身疼痛,还生了褥疮,腰部烂了一个大洞。最后几天,他胸闷痰塞,只想吃辣椒把痰吐出来。临终前,父亲用颤抖的手给母亲留下四个字:“先来先走。”

1986年11月26日正午,父亲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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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的父亲弟兄四人,土地比较多,忙不过来就找一些人帮忙。这些帮工多是本村的外姓人或刚从外地迁来的,他们主雇之间相处的都很好。我很小的时候,一位替我们家做过工的老人,从地里回来,路过我家门口,常常在我家大门口的墙头上留下一把豆角或几根黄瓜什么的,然后高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非常勤劳、颇能吃苦的人。我的二爷(爷爷的堂弟),年轻时是一个赶牲口种地的好把式。我的另一位爷爷,很老的时候还下地给牲口割草,天天见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载着两大捆草从地里回来。土改时,我们家族的四门人,有一门被划成地主,两门划成富农,我爷爷这一门因家人多病而家道中落,被划成中农。实际上在家族经营中,出力最少的恰恰是我爷爷这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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