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 转自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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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5 .8对大坝的反思一直在持续，“建坝”、“反坝”的双方意见难见高下，就在二者的争论中，中国的大江大河大多数完成了被分割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大坝筑起在江河上。
75 .8对大坝的反思一直在持续，“建坝”、“反坝”的双方意见难见高下，就在二者的争论中，中国的大江大河大多数完成了被分割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大坝筑起在江河上。
地方志里、纪念碑的官方“墓志铭”里，这个数字一直是模糊的，各种说法在流传
“75.8”洪水到底死亡了多少人？是不是如Discovery所说：死亡24万人？
令人遗憾的是，确切的“75.8”洪水，确切的台风线路，确切的来水流量以及库存，却没有一个确切的伤亡数字。直至今天，在当地地方志里、在纪念碑的官方“墓志铭”里，这个数字一直是模糊的，各种说法在流传着。
1975年，人们对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洪水讳莫如深，报纸、广播保持沉默。
板桥水库重新修建，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撰写的碑文是“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异常简洁地概括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1980年代后，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披露，河南“75.8”死亡人数达23万人。
遂平县档案局2005年编的《砥柱》一书载，遂平全县被洪水冲走23万多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难者被冲积到京广线以下地区。
1994年，原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在马来西亚被国外媒体问及“75.8”水库溃坝事件，回答说：“不记得具体死亡人数，但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道。
但这位部级官员的说法立即遭到了中国民间的批评，死亡不过万人显然过于保守。而民间关注“75.8”死亡人数，为死难者获得尊重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溃坝失事，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研究说，死亡近10万人；中国科学院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75.8”洪水见证者、新华社随慰问团记者张广友先生在2003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死亡数字变化的内情———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溃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他又对张广友、人民日报记者安子贞说，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两千为好。他一再强调“不要超过两千字”。这就意味着，除了阶级斗争为纲，人民群众不怕牺牲地“战洪图”的革命精神为主导的当时，笔墨将花费在此。
张广友和新华社国内内参组吴明华于8月下旬到9月中旬再次来到河南、安徽沿旧路，从陆路重访灾区，写了5篇国内动态清样。
国内动态清样，是主要提供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情报性质的动态信息。
这篇内参在追寻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内参认为，原来报的8 .5万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
1975年8月20日，河南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引用了这个数字。
而当时驻马店地委的意见是，不主张再逐个核实。
由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2.6万，成了后来被沿用的一个“官方数字”。
原板桥水库水文站站长黄明栓说，即使泄洪水闸提起来，“肯定还是要溃坝”
对“75.8”灾难，当年的地方领导和水利专家各有总结。原驻马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总结道：“一是雨型恶劣，降水量大；而是水库缺乏准备，防汛措施不得力；三是水库标准太低，四是通讯中断，上下失去联系。”
许多人的总结中，包括舆论的质疑多将矛头对准“水闸”未能提起，导致行洪不畅，大坝被憋垮。对此，当年亲自参与测量了板桥水库水位，见证溃坝瞬间的原板桥水库水文站站长黄明栓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我后来反复做过三次试验，如果泄洪水闸提起来，会不会发生溃坝呢？”
“肯定还是要溃坝。”他说，其实，当时已经提起了一部分水闸，即便全部提起，泄洪量也不过为最大泄洪能力1742立方米每秒，而那3天的入库流量为13000立方米每秒。提闸泄洪已经是力所不能及，溃坝在所难免。
板桥，或许是原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一辈子的疼痛，是他永生的纠结。这位老人已离开，关于板桥以及河南平原上的诸多水库的历史争论却没有停止。他曾经回忆道：“这一年没有召开专门的防汛会议，防汛机构严重削弱，指挥不得力。”
1975年8月21-22日，中央慰问团在郑州召开了水电部和淮河规划领导小组参加的座谈会，后来，水电部组织了全国水利机构，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专家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三条教训：
一、水库设计标准偏低，对超标准洪水缺乏考虑；二、在管理工作中存在失误。由于大水前天起干旱，驻马店地委雨前通知各大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三、防汛方面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当险情明显，下游组织群众撤退时，一位驻马店地区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指责“扰乱人心”。
1975年9月19日，有关部门的“板桥水库《关于大坝漫决前后情况的报告》”形成，这份报告写道：“水库垮坝的教训之一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够，路线觉悟不高，管理和防汛工作做得不好。前一段班子不团结，形不成核心，精力分散，水库管理工作偏离了方向。”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时任部长的钱正英说：“……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溃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
魏湾村的幸存者仍然害怕：“大坝加高了，如果再垮，那是不是淹死的人更多？”
“现在，我们就怕下大雨。”这是赵英等魏湾村那一代经历75.8洪灾幸存者共同的心态，“多少次了，只要暴雨一来，村里的大部分人都会开上车、拖拉机往外跑。”水，成了魏湾村人永远的“心病”。
1987年，板桥水库复建工程开工，魏湾村的幸存者也被征集到工地上出工，他们问工程师：“大坝加高了，如果再垮，那是不是淹死的人更多？”这些沙河右岸的受害者，对十余公里之外的水库，表现出抗拒和忌惮。
溃坝多年后，陈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应该全国贯彻治淮方针，实行统一治水和蓄水。河道上的上中下游是一个整体，75.8特大洪水的抢救工作是在下游承担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发生特大范围的洪水时，必须强调服从全局，当发生中小洪水和局部洪水时，应该尽量照顾局部，把自然灾害缩小到最低限度，发挥水利建设的最大效益。”
或许，亲临班台水闸的炸坝一线的经历，滔天洪水从河南进入安徽，是他难忘的记忆。对水的控制是水利专家的命题，当洪水从面前随意流淌却无能无力时，那是怎样的滋味？
如果不是当年陈惺对河南水利工作的“纠偏”，或许75.8的灾难将更大。
板桥水库兴建于1950年代“治淮”初期，指导思想为1950年夏天，国家出台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治淮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不知不觉中，驻马店扼住了自己的喉咙。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部分水库为苏联专家设计。
1961年，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在信阳找到了发配在那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惺。按照陈惺的建议，河南开始对水利工程进行“纠偏”，全省水库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陈的建议鲜有人理会，“以蓄为主”的治淮策略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75.8对大坝的反思一直在持续，“建坝”、“反坝”的双方意见难见高下，就在二者的争论中，中国的大江大河大多数完成了被分割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大坝筑起在江河上。
板桥水库溃坝后，河床赤裸了11年，驻马店地区依然遭受过几次重大的洪水灾害。经历了数不清的考证和结论，1986年板桥水库复建工程被列入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工程项目。1986年底开工，1993年6月5日通过国家验收。板桥水库复建工程水库总库容比原来增加了34%，水库防洪库容4.57亿立方米。
“我们仍然害怕。”魏湾村人说。
还是那份《关于大坝漫决前后情况的报告》，有这样一段话：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遂平县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一片废墟上展开了艰苦卓越的抗灾斗争。灾区家家户户搭起了庵棚。当年全县播种小麦652178亩，种油菜37836亩，力所能及地整修了河道和桥梁。特大灾害之年，灾区群众没有出现一户讨荒、要饭的，没有出现一人冻饿致死的。到1980年9月，灾区55183户，建房200700间，集体建房21737间，灾区面貌焕然一新。
将这一段话放在全文的结尾，这是对75.8大洪灾的灰色的、模糊的、艰涩的、曲折的、荒诞的记忆，这是另一种况味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