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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智斗会计

2015年03月25日 综合新闻 ⁄ 共 131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9年,我32岁,和丈夫生有两个男孩儿。丈夫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文质彬彬,很儒雅,在课堂上很风趣,各种鲜活的历史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独特见解,颇受学生们追捧。也正因如此,丈夫不可避免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全家下放到天津南郊一个小村子进行劳动改造。

从市区到农村,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时我任纺织厂的车间副工长,虽不像丈夫博学,但我历经各种生活磨难,谙熟各种为人处事之道,并练就一张利嘴,用丈夫的话说:“你做事的胆量和智谋,一般老爷们都比不了。”

到南郊农村之后,丈夫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随身带来的那几本书早已翻得起了毛边儿。我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面对改造。我本以为乐观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一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谁知并非如我所愿,在村民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

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丈夫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我家25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去了。沉闷的丈夫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我,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把我气得够呛,要找会计理论。丈夫一再阻拦,我暂且认了这个哑巴亏。

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我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目的就是看看这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我们一家。丈夫回来后,说这次又扣了35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直接回来了。

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接奔向生产队的会计室。那会计正坐在那张简陋的办公桌前喝茶看报纸,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35分?我们是缺了勤了还是短了工了?”他着实被我这话吓了一跳,操着一口略带河北口音的天津话说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25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怎么着?”

只见这时这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跟我谈,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到他说我“老娘儿们”,我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衣领子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由于我的大嗓门,话还没说一半儿,生产队大院里就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其中当然也有村干部。我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此时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旁边一直低声央求我。他怕事情闹大,我可不怕,越大越好。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我解决问题。“玩儿”得正起劲儿的我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

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我家多加1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1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家调回市区。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每当我给身边人讲起这段儿“智斗现行反革命”的故事,总引得他们开怀大笑,并赞许我当时的智谋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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