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转自博讯网
中国公益维权律师、荷兰“郁金香”人权奖获得者倪玉兰女士
采访人：马萧受访人：倪玉兰
受访时间：2015年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
倪玉兰：北京人，著名公益维权律师，2002年4月，因参与维权被拘捕75天，被拘捕期间，遭到警察暴力殴打，并导致终身残疾。2002年9月，因投诉警察的暴力行为再次被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一年监禁。2008年4月，因抗“强拆”遭到逮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二年监禁。2011年4月，再次遭到逮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两年半监禁。2011年12月10日，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者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荷兰政府的颁奖词中写道：“以此表彰她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并称她为“捍卫和促进他人权利而表现出罕见勇气的人”。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第二次被逮捕的经历。
倪玉兰（以下简称“倪”）：我第二次被逮捕是在2008年，我自己家的院子被“强拆”，当时已经拆掉了一部分，但还没有完全拆完。4月15日，警察带了60多个人再次来拆我们家的房子，我拄着拐杖，走到这支“拆迁”队伍跟前，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就借故殴打我，把我打得遍体鳞伤，满脸血污，随后，打人的那五六个凶手就跑，其中有个人躺在地上。
这时警察就过来了，指着我和那个躺在地上的人，问那些拆房子的人，说是不是我打人。他们齐声回答说是。于是，这个警察就把我从自己家的院子一路拖到70米开外的的警车处，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备箱。当时，我的手死死卡住车门处，不让警察关车门，警察就砸我的手，我的手当即就青肿了。接着，他们把我锁到后备箱的铁笼子里，送到了新街口派出所。
到达新街口派出所后，还是和2002年一样，警察把我从警车上一路拖到派出所的审讯室，上来几个警察，轮流对我进行暴力殴打，其中有个警察把我的拐杖抢走了，因此，我只能躺在地板上。在派出所关押了三天，整个三天时间，警察对我的施暴和虐待行为没有停止过，稍有间隙，就拿我取乐、开心，比如，不时地在我的脸上拧一把，抚一下，非常恶心的变态行为。
如果说第一次被殴打是对肉体的摧残甚于精神上的羞辱，那么这一次遭受虐待则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给我记忆犹新的是整天的虐待、污辱，拿我取乐，同样的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总之，他们不会把人当人对待。期间，有个警察为了羞辱我，借故支开两个看守我的保安，把门关上，当时我躺在地板上，他拽住我的头发就往地板上撞，边撞边骂：你她妈没事找操！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在那里骂骂咧咧，打完我之后，他拉开裤裆上的拉链，就往我的脸上撒尿，开始我以为他在往我身上浇水，转过身来睁眼一看才知道他在往我身上撒尿。我高呼“救命”（之前我也一直在大喊大叫，但这一次声音更大），这样，就把派出所的所长引过来了。
一看外面有人进来，这个警察竟然“唉哟”一声，捂住他的裆部就坐在地上，等到有人进来之后，他们把我抬到沙发上躺着，然后，他们又把这个警察带出去了，之后的两个小时，没有人再来打扰我，虐待我，我获得了这三天时间内难得的一次清静。
两个小时后，一个警察进来，告诉我，我把那个警察的睾丸给踢伤了，然后就开始整我的材料。后来，法院就以“妨碍公务罪”的罪名判了我两年监禁，说我在派出所踢伤了这个警察的睾丸，实际上，哪怕是踢伤了警察的睾丸，即使是北京市公安局内部的法医鉴定，连“轻微伤”都构不上，更何况“轻伤”，因此，法院不以“伤害罪”，而是以一个笼统的“妨碍公务罪”构陷我。而当时的情况是我面朝地板躺在地上，我的一条腿是残废的，另外一条腿在这样的姿势下也使不上力，怎么可能去踢他，而且能够踢伤他？因此，当我和律师在法庭辩护时问警察是哪条腿、哪只手踢打他的，竟然没有明确的回应，而法院唯一的证据是积水潭医院开出的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证明上写着“睾丸挫伤”，法院用这个诊断证明作为定罪的证据。
实际上，当局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管用什么罪名，都要把我监禁起来，这样他们进行“强拆”时才没有阻力，到了2008年年底法院开庭，当庭就宣判了。
马：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倪：三天之后，4月17日，他们把我从派出所拉到看守所，但看守所见我浑身是伤，一开始不敢接收。后来，这些警察又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开了一个“我没事”的诊断证明，再送到看守所，这时才接收。而且，是由派出所的警察把我的轮椅从一楼抬到二楼的，看守所的监室在二楼。
此时的“西看”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坐牢时的“西看”，盖了新楼，并且号称“亚洲第一看”，硬件设施不错，监室很大，明亮，还有很大的阳台，可以用来给在押人“放风”，监室内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可以洗澡。
我一进去时他们就对我进行单独关押，因为我全身是伤，怕其他人看到。关押我的监室以前是一间传染病人监室，因为长时间没人，所以很脏，因为突然送进来一个人，所以一开始连打饭的劳动号都不知道里面关押了人。狱警给了我一套很脏很破的被褥，刚开始时我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没有人管，狱医也不管，直到几天之后，才由临时工打了点米粥给我吃，像这种单独关押的状态一共持续了四十多天。在这四十多天里，我头部、面部的伤结了胛，又脱落，又重新长出了新的皮肤，到现在，我的头部、面部的皮肤都是那时候新长的，因此，我的皮肤呈现新、老两种肤色，而且我现在的头发很少，因为那时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随那些伤胛脱落了。还有，这四十多天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一是因为单独关押，打饭的劳动号不会光顾这里，而且即使是临时工打饭，因为是传染病室，她们也不愿意进监室，所以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记得在我被送进看守所后的三天里，我好像被提审过一次，是连夜审讯的，从下午四、五点钟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大概有八个小时。我当时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预审的警察还带着一种同情的口吻说我浑身是伤，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等到他们做完笔录后，让我签字确认时预审警察没有让我看那份笔录（因为当时我也看不清楚），而是照着笔录给我念了一遍里面的内容，我当时听了他们念的内部感到和我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的真实经历，因此，我就在笔录上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预审的警察给我下了套，欺骗了我，他们念的内容和他们记录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他们在上面写我踢了那警察的睾丸，实际上我始终在否认这一点。而且，我记得签字的时候他们还虚情假意地说，只要我签了字，他们就放我回监室休息。
我为什么知道他们作了虚假记录呢？后来律师在调案卷时告诉我，说我的审讯材料上有我踢打那个警察的记录。而我在被侦查阶段一共就进行了三次审讯，往后的两次审讯我都没有签字，一方面，我的身体稍微有些恢复，我的头脑清醒一些了，另一方面，预审的警察的文字故意写的很潦草、杂乱无章，看不清楚，不知道他们都记录些什么内容，我也确实担心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整我的“黑材料”，构陷我，所以这两次审讯我都拒绝签字。
四十多天后，看守所开始往这个监室调进来其他在押人，是看守所安排她们来监视我的，因为是传染病监室，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到这个监室来，来了以后，也很冷漠，不情愿。
因为进来新的人，因此也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故事，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女狱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她是一个外地的山区女孩，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家里很穷，和婆婆公公和不来，因此，她与丈夫一块到北京来打工，他们俩在一家理发店找到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夫妻俩晚上就住在理发店里，一是为了省钱，顺便也给理发店看门。
因为挣钱少，所以这个女孩在给这家理发店打扫卫生的同时，也顺带地靠“卖淫”来挣些“外块”。有一天晚上，他老公在外面“放风”，警察突然来检查，警察直接冲进了这个女孩的房间，我不知道那个嫖客还有没有在，但是却有刚做过爱的避孕套。为了消灭这个“卖淫”的证据，这个女孩在情急之下把避孕套塞进嘴里，有个警察就用手狠命地掐住女孩的脖子，不让她把避孕套吞下去，另一只手就塞进女孩的嘴去掏那个避孕套。
这个女孩难受呀，于是，就忍不住去咬那个警察的手指，警察急了，想把手指抽出来，结果在这个抽的过程中折断了女孩的两颗牙齿，她比我先送进来，据知情人说，她刚进来的时候，脸部和嘴肿得像馒头。避孕套最终还是被这个女孩吞服下去了。
因为没有找到她“卖淫”的实际物证，因此，后来法院以“妨碍公务罪”而不是“卖淫”的罪名判了她十个月的监禁，理由是她咬了那个鲁莽的警察，而那个警察因此折断了她的两颗牙齿，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这里的荒唐之处在哪里？就是公权力和公民权利在法律运用层面上的不对等，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时打人、骂人、甚至打死人，是“执行公务”，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被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但被执法者一旦忍不住还了一下手，顶撞了几句，或者警察在对你进行暴力殴打时，你高喊了一声“救命”，都有可能被套上“妨碍公务”的罪名。我的遭遇其实和这个女孩有些相似之处，我在新街口派出所期间，警察打得我浑身是伤，往我的头上、身上撒尿，即使我踢了他一脚，只要不构成“轻伤”，也应该是他咎由自取，结果，打人的警察没事，那个往我头部、身上撒尿的警察也成了受害者，而我反倒“妨碍公务”了。
这里还说明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人们对那些“卖淫”的女孩子持一种普遍同情的态度，因为她们正反映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如果人们真正活得有尊严，生活有保障，谁会愿意拿自己心爱的女人去给别的男人去睡，还给她去“放风”？哪个女孩又会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挣钱？如果有钱交罚金，那个女孩也不会下意识地去吞服那个难以下咽的避孕套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人的尊严问题。
2011年我第三次逮捕羁押在“西看”时，还见证了另外一件荒唐事情。和我同监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冯，是延庆人，一看就是农村乡下的，黑黑的，满脸苍桑，乍一看起码有六十多岁，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很多，她被以“故意伤害”的罪名判了五个月管制。像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老太太，为什么会触犯“刑律”呢？有一次，她向街坊的老邻居借了三百块钱，这个老邻居69岁，是个老头。过了些日子，她去还钱，但那个老头却对她起了淫邪之心，说借他的钱不用还了，让她和他睡觉，连拉带扯地把她往炕上按，想强奸她。这个老太太不从，拼命挣扎，但老头的力气大，她无法脱身，当她被老头按倒在炕上时，发现地上有一双皮鞋，情急之下，她拿起一只皮鞋就砸了老头的头部一下，老头一时疼痛就松开手，她就趁机跑了。等到老头的子女回家，看到老头的头部在流血，不干了，于是报了警。警察就把这位老太太给抓了，当时是行政拘留，等到警察调查完，清楚了情况，就把老太太给释放了，这已经被关押了半个月。
一年以后，老头去世了，他的子女愤愤不平，认定老头的死和老太太打的那一皮鞋底有关联（不知道是因为伤情有关连还是老头因强奸未遂而心里郁结而死？），于是到处投诉，最后，警察又把这位老太太重新逮捕，最后，判了五个月的管制结案，我看过法院的判决书，判决书上还特意注明：没收老太太的作案工具——皮鞋一双。并且特意注明了皮鞋也是这个老头的。
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中国司法制度的荒唐之处，警察抓不抓人，法院如何判案？这里面的随任性、随机性太大，完全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本身，像这样一件事实清楚的案子，老头强奸老太太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而是老太太正当防卫单方面成了阶下囚。在这里，法院之所以判这个老太太有罪，不是因为她的犯罪事实，而是考虑其政治后果。如果法院不判这位老太太的罪，那么，那家人的子女就不会消停，这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所谓“稳定”，影响到官员们的政治前途，在这起很小的案例中，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的“维稳”政策是如何渗透和影响司法和法律的。
因为延庆看守所没有女监室，因此，这个老太太被送到西城区看所守来关押，所以我才能知道这个故事。
对于我的身体疾病问题，看守所和前次一样，同样不给我治疗，在这里，我患了严重的肠结食病，就是食物在肠子里不消息，结成块，无法排泄，这种病令人非常痛苦，难受，因为不消化，所以肠子里面的东西越积越多，发生绞痛。我最长的一次我三十天没有过大便。在此期间，我向狱医要过几次泻药，但不起作用，我要求看守所给我治疗，被他们拒绝了。虽然，这个监室里有其他在押人，但不像那些法轮功学员，个个都很冷漠，让我上厕所时，没有人帮扶我，让我自己爬着去，完全不近人情。到了第三十天，我的病情趋于恶化，平均每十分钟就要上一趟厕所，但蹲在那里又拉不出来，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三天三夜，不得已，看守所才派来了狱医，给我灌肠。实际上，像这种病只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便秘，如果真正给你治疗，很容易就能治好的，但他们就是不给你治疗，让你痛苦不堪。
看守所出给出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据狱医说，在看守所，每个在押人的医疗经费是每人合一角二分钱，也就是说国家拨给看守所每个在押人一毛二分钱的医疗经费，不知道狱医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一毛二分钱根本治不了任何疾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看守所的条件差，人们在里面又很容易生病，所以这点钱是根本无法治疗的，像我患的肠结食其实并不算大病，看守所都不给我治疗，可以想像，更严重的病，像我的腿残疾，骨内伤这样的大病，看守所就更不会给治疗了。
马：请您谈一谈监狱的生活经历。
倪：我在西城区看守所被羁押了将近一年，2009年4月14日，我被送到天河监狱，天河监狱也是北京的外地犯人遣送处。一进天河监狱，每个新人就要来个“鬼剃头”，把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短发，从而把犯人和正常人通过发型区别开来，俗称“鬼剃头”，实际上，这是羞辱和歧视犯人的一种方式。
天河监狱的生活条件非常差：在这里，监室内的碗和勺子都是监室内所有犯人共用的，没有分配到个人，哪怕里面有传染病犯人也不分开，因此，监室的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吃的东西，也还是萝卜、白菜什么的，但和西城区看守所相比，稍微要好一些了。
不仅是碗和勺子共同，监室内所有的物品都是统一共用的，有一个女犯人，犯了严重的病毒性痢疾，一天到晚厕所跑个不停，她的被褥都是血迹斑斑的，上面都是没有拉干净的大便痕迹，但是，因为里面的物品都是共用，被褥也是一样，不是固定的每人一床，因此，等到有人转出去之后，被褥就轮流着盖，我盖过她之前盖的被褥，因为脏、臭，非常恶心，但没有办法，因为也没地方洗。
还有，天河监狱无法洗澡，在大院里有个公用的大浴池，男女共用的，一个喷头要洗几十个人，每一次洗澡的时间大约十分钟左右，但她们不让我洗澡，表面的理由是怕我得感冒，实际上我也知道，因为我洗澡的时候需要有人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我，另外，因为我的手脚不方便，洗澡时会担搁更多的时间，这也是监狱不愿意看到的。
在天河监狱，犯人们都要劳动，每个人犯人都像机器人一样，把神经绷得紧紧的，不过，我没有参加劳动，监狱方面也没有要求我劳动。
我在天河监狱呆了二十天之后，2009年5月，我被转到了北京女子监狱，在这里服完了11个月的余刑，直到释放。
一到女子监狱，就送到“入监队”，犯人管“入监队”叫“严管区”。在入监队要进行所谓的“入监教育”，要考试，要背法律法规，一个月下来要考十七次，并且每次考试都不能出差错，如果超过五个字的错误之处，就算不及格，要补考，还要罚抄六遍监狱规范。因为大家白天都要劳动，所以只能在晚上抄写，如果没有完成抄写的任务，狱警就会对犯人进行体罚。
总的来讲，这一次监禁生活是比较残酷的，因为西城区看守所的押送警察在交接过程中，就通知了监狱方面，说我是“假瘫”，装蒜，让监狱好好“管教”我。所以，我到了女子监狱之后，狱警当天就把我的拐杖给没收了，不让我拄着拐走路，甚至不让我坐在地上，在身体检查时，我是爬到监狱“体检处”的。总之，我一进监狱，就感到今后在里面的生活肯定是很残忍的。
我被安排在监狱高层的监室，是五层还是六层我忘记了，因为我的拐杖被没收了，上下楼层只能靠爬行，警察说：这是我不认罪对我的处罚。
刚进监狱，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我也不例外，同样要出操，但等到别人出完操回来，我还没有爬下楼梯，所以后来狱警就不再让我下楼出操，等到别的犯人下楼出操时，就罚我在监室通道过道尽头的大厅里“撅”着，整个身体站着，然后把腰弯下去，直到两手着地，因为站不稳，我只能倚着墙壁“撅”着，由两个犯人看守。“文革”期间经常用这种批斗手段来整人。
等到犯人出操回到牢房，狱警就安排大家来看我遭惩罚的现场，一方面，是故意羞辱我，另一方面，也是在恐吓所有的犯人，狱警把对我的惩罚当作一堂“教育”其他犯人的现场课，他们说：谁不认罪，下场就和我一样。
在“入监队”，犯人每天同样要劳动，一般的犯人走十分钟就可以从监室到达劳动车间，大概有五百米的路程，但这五百米的路程我却要爬一个小时，我同样也要劳动。当时的女子监狱主要是包筷子，就是那些一次性的筷子插到塑料袋里，每个犯人都有劳动任务，每天要完成一万一千双的包装任务，我也同样要求完成一万一千双。实际上，没有哪个犯人能够完成这个劳动任务，最快的犯人也就完成五、六千双的劳动量。
还有，这种一次性的所谓“卫生筷”其实是非常脏的，由生产厂家用硫磺药水熏蒸过，再用麻袋装着，送到监狱由犯人进行包装，连厂家的送货工人都说他们从来不用这种筷子就餐。在包装的时候，每个犯人的双手几乎都是黑呼呼的，因为那种筷子本身就脏，而且犯人在劳动过程中注重速度，不会去顾及自己的手是否干净，卫生，哪怕犯人有传染病，监狱也会安排他们劳动。而且这些筷子因为刚被熏蒸过，药味很浓，特别难闻，整个劳动车间都充斥着这股难闻的异味。
如果犯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挨狱警的骂，不过，最主要的惩罚方式还是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加班干活。因为大家都完不成劳动任务，所以加班的时候是整班整班的犯人，没有人能够先回牢房睡觉，犯人从早上六点一直劳动到晚上十点半才回牢房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监狱每天晚上十点睡觉，就是说睡觉时间过后还要干半个小时）。还有，这是在“入监队”的时候，这些劳动任务是不计减犯人的减刑考核分的，相当于给监狱白干活，犯人自己却减不了一天刑期。
到了第二个月，监狱允许我接见家属，我的亲人看见了我在地上爬的情景，而且我也把监狱内部的一些事情和他们说了，于是，我的家属就把事情通报给了美国的外交官，美国的外交官员听了我的事迹之后，就去向监狱交涉，后来，监狱医院开了一张“证明”，让我长期卧床，除了吃饭、放茅，其他时间一律不准起床。因此，实际上也就免除了我的劳动，但是，即使如此，狱警还是想方设法的折磨我，要求我卧床的时候必须平躺着，不能翻身，因为我的脊椎和腰部伤得厉害，因此平躺时整个身体就非常疼痛，实际上，哪怕是一个正常人，让她用一种固定的姿势长期卧床，谁都会受不了了的。
但监狱为了折磨我，还是使出了这样的阴招，而且，监狱还临时收走了我的褥子，让我睡光板床。由监室的副班长和其他人负责看守我，如果我稍微动一下，或者换一个睡姿，狱警就会骂值班的犯人，连这个副班长都要写书面检查，狱警能够从牢房的监视摄像头里看清楚监室内的情况。所以，只要我一换姿势，这些看守我的犯人就会骂我，不让我有任何动作，这让我非常难受。
三个月之后，2009年8月4日，监狱把我从“入监队”转到了重病犯人监区，这个监区的精神病犯人很多，不过，虽然是“重病犯人”监区，他们却同样没有给我治疗。到了9月20日，又把我转到了监狱的“出监队”，在这里一直呆到2010年4月14日出狱。
在“出监队”，监狱又重新给我发了拐杖，允许我拄拐杖走路了，我也被安排要求劳动，要求我每天最低要完成一万双筷子的包装任务，而我最多的时候完成了两千八百双的劳动量，完不成同样要加班，最长的一次加班时间将近晚上十二点。不过，总的来说，到了“出监队”之后，监狱对犯人的控制就不像在劳动车间那样残酷了。
马：请谈一谈您第三次遭到监禁的经历。
倪：我们家的房子被“强拆”之后，我们一家人失去了立身之处，成为真正无家可归的人。我们一家在北京一公园的“应急避难场所”处安扎下来，又成为警察眼中的“不稳定”因素。2011年4月，警察把我和我丈夫从公园驱离，把我们软禁在御鑫宫宾馆。我向外界公开了警察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很多网友、公共知识分子、访民都来到御鑫宫宾馆附近，抗议警察对我们一家人的压制政策。特别是访民，他们都有满腹的冤屈，希望利用这样的场合来引发当局对自身境遇的重视，因此，人越聚越多。当时，甚至连美国驻中国时任大使洪博培先生都亲自来到御鑫宫宾馆，表达对我的处境的同情，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也纷纷来到这里，而此时，恰逢中东、北非发生“茉莉花”革命，阿拉伯国家的很多独裁政权都在一一土崩瓦解，所以中国当局非常惶恐，警察的压力也非常之大。
2011年4月6日晚上十点多，我们的房间涌进来二十多个警察，全是清一色的便装，他们向我出示了拘留证，拘留证上也没有写明具体的拘留原因，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从这里转移开，在此之前，我们的房间已经断水断电了。
警察把我连我的轮椅一块直接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这一次关押他们是以匿名的方式，狱警给我取了个代号，叫“西看一号”，所以，当监室早上点名时，牢头就直接叫我“西看一号”。我被羁押在西城区看守所东筒道1205监室，在我进去之前，这个监室已经关押了六、七个人，后来，他们和我说，他们都是在4月2日调到这个监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监视我。
4月7日晚上，警察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地点安排在我所在监室的隔一号监室。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对我采取“说服”和“诱供”的方式，而是直接亮出他们的底牌，他们赤裸裸地威胁我，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工作，那我女儿也出不去了。当时，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已经被逮捕了，一周以后我才知道，而女儿是我们唯一的后人，因此，我非常担心她的处境，也不知道她的情况。
后来，警察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对我进行审判，法院认为我和丈夫住在御鑫宫宾馆，但不交房金，因此，构成“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我们哪里有钱去住宾馆，我们是被六、七个警察强制绑架到那个地方的，只是因为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警察为了让我消失，但又找不出具体地构陷我的罪名，才编造了这样一个荒唐的犯罪事实。
2012年3月法院开庭审判，我最终获刑两年半。我在西城区看守所一直呆到2012年9月24日，才送往天河监狱。10月24日，我再次被送往北京女子监狱。
这一次监禁生活，我没有遭受前两次那样的虐待，在监狱里不用像其他犯人那样劳动，可以使用轮椅，甚至还可以呆在牢房里，只不过有犯人贴身看守我。不过，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警察都没有给我治病。
总的来说，这一次监禁比上两次都要稍稍好一些，因为外界关注度很高，欧盟的大使甚至还专门写信给我。2011年12月10日，荷兰政府还将一年一度的“郁金香”人权奖颁发给我，这些都促使监狱和警察不至于对我进行残酷地迫害。我认为，国际社会的关注可以改善中国大陆政治犯在狱中的生活条件，促使监狱在对待那些政治犯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不至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我第二次遭监禁时，因为美国驻华大使洪培博先生的交涉，监狱甚至还专门给我发放了新的被子、床单和被套，如果外界没有实质性的压力，对于身陷牢狱的政治犯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全文完）
来源：民主中国
(Modified on 2015/2/22)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