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明转自博讯网
帝王对自由通商向来深恶痛绝，因为人员、物质的流动、交换有利于信息传播和民众富裕，不利于独裁统治，断绝自由贸易并不影响皇家的荣华富贵，只不过断绝了草民的生计而已。草民的死活在帝王眼里算得了什么呢？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1550年，蒙古首领俺答在多次遣使要求开放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廷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明廷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蒙古进行马匹交易。不久，明廷拒绝蒙古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单方关闭马市，双方再次开战。1571年，明廷被迫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
1575年，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要求与明朝通商遭到拒绝。因“明朝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贪污、欺诈、抢劫”，“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桑迪认为对中国有“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
1584年，菲律宾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联名向国王请愿远征中国！
“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弱就好欺负。从秦朝收天下之兵器、元朝管制菜刀、明朝“寸板不许下海”，到满清“禁海、毁船、禁船、迁界”，统治者者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逻辑：最大程度地断绝民间的经济往来和信息交流，确保愚民、弱民政策的实行。
200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将“倭寇”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倭患”果真是戚继光、俞大猷所平定？官逼民反，“倭寇”能否例外？谁把数以万计的良民逼成了海盗？
明朝官方编辑的《筹海图编》详列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虔台倭纂》给出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刑部主事唐枢一针见血：“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明朝平倭将领朱纨承认：“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
明朝海禁（1370年）断绝了海商和造船业等相关业者的生计，“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戚家军捷报频传的同时，“倭患”不减反增，“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隆庆元年（1567年）不得不取消长达197年的海禁，史称隆庆开关，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从此“倭渐不为患”。
清朝比明朝更糟，为封锁台湾郑氏反清势力，康熙颁布残酷无比的迁海令，仅粤东死亡人数即达数十万，“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海禁有所放松，1717年为阻止不堪暴政的民众亡命南洋，康熙再颁禁海令，以致“百货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
大兴文字狱、残害草民，关起门来自然方便多了。为避免“洋商杂处”影响和谐稳定，乾隆强调华夷之别，于1757年下令“一口通商”，只准广州进行对外贸易，且多方加以限制。
乾隆也许忘了，正因为1609年明朝停止边境贸易，其先祖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烂掉30万斤人参，才促使努尔哈赤下决心与明王朝拼个你死我活，并最终埋葬了明王朝。满清闭关锁国，不过是重走明朝覆亡的老路，为自己的墓穴掘下了第一锹土。
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说：“我必须承认，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深入中国腹地，发现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普遍的贫困和法治、人权的匮乏，康乾盛世竟然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和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英国人认为“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伏尔泰关于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神话就此终结。
马戛尔尼断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终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异机制
对外来入侵、外来文化和强者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国运，中日两国堪称样板。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与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一个不可思议的日本神话：“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神话是这个记忆的复苏。明治维新是这个记忆的再现。”
1945年日本战败，身着礼服的裕仁天皇拜会连领带都没系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言语谦恭至极：“把我自己交给您以及您所代表的诸同盟国进行审判。”“大国主神转让国家”的神话再次显现。
周作人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不独尊儒术、不取八股，给西学留下了空间，得益于这种汲取外来文化的优异机制，日本连败满清、沙俄（1905）两大国，成为蒙古帝国（1206—1635）之后唯一敢于挑战西方的亚洲帝国，二战惨败之后，又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国家（2007年BBC全球调查，与加拿大并列第一）；世界银行发布的“2012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日本47870美元排名亚洲第一（不含澳门地区）。
日本史学家依田憙家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自上古时期日本便成功地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摄取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在不断获益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开放的引进机制和健全的吸收体。日本较早地出现了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却迟迟摆脱不了儒学的羁绊。小森阳一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代理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日本学者的现代中国认识----小森阳一访谈录》）
面对外来文化，日本人把身段放得很低，像一张弓一样，弹力惊人；中国自以为是天下中心，外国都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有藩属、朝贡而无平等外交。英国使节因不愿向乾隆下跪，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英国媒体评论：“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沦为人类学研究的怪物。”
英清战争是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化剂，之后的反清起义如火如荼：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捻军起义，以及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少数民族的暴动和起义，迫使满清重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精英，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发生巨变。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仁人志士逐渐发现惟有自由民主才是民众幸福、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英清战争70年后，武昌起义一举终结了在中国施行2131年的帝王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今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依然是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
然而，打破满清锁国政策、种下满清覆亡火种的英国海军，在中国受到的不是推崇、爱戴，而是诅咒。
轻装上阵的日本则见贤思齐：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日美在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为感谢佩里打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促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日本人在佩里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久里滨建立佩里公园，首相伊藤博文亲笔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在文艺节目中以英雄和日本恩人的形象出现。
在裕仁天皇发布《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后，日本和平宪法的缔造者、日本公民教育和新闻自由的开创者、引领日本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享受着神一般的恩宠：1950年1月26日，麦帅70岁生日，日本民众纷纷向其献花表达祝愿。
1951年4月麦帅解职归国，“日本很多地方陷入了一种近乎哀悼的状态之中”，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上百万日本人自发为麦帅送行，不少人痛哭流涕；2002年麦帅被选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成为日本的英雄典范。
戴季陶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海峡两岸今天还在出版，说明此书确有洞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太过贫乏。戴季陶认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知美、好美，加上“热烈的‘信仰力’”，这两种力量使得日本人“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