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东转自博讯网
寸土寸金的城市村庄，有着天量的土地财富，却被村中“大佬”卢穗耕掌控长达33年。在与其共享土地财富的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落马前，卢穗耕悄然脱身外逃。冼村的“强人政治”就此终结，留下纷乱如麻的利益纠葛。以自治化解矛盾，成了冼村部分村民的新选择。
广州天河区的冼村，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城中村。周边林立的高楼，就是在冼村的土地上建起来的。因为毗邻黄金地带珠江新城，土地值钱。村民们总爱提起：村子边上有一块地，一平米卖到过25万。
除了被征收的土地，冼村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留用地，至少有460亩。这笔巨大的土地财富，被村支书卢穗耕一人掌控，他也被村民称作“百亿村官”。
借由土地财富，卢穗耕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其权力巅峰是在2010年前后，因为抗拒村庄拆迁，一共有84个村民被抓走，刑期最长的判了15个月。
卢穗耕及其追随者甚至放言：“别斗了，你不够我们斗的，公检法都是我们的人。”
反腐改变了这一切。去年5月，卢穗耕外逃了；3个月后，冼村7名村官因卷入窝案被抓；接着，曹鉴燎受牵扯而落马。
冼村的“强人政治”，就此终结。
上台 很会搞关系的他，三十出头就有了政治靠山
冼村是个有着800年历史的村庄。家族，曾是这个村庄最牢固的纽带。经历文革冲击后，冼村还是保留了5个祠堂，冼姓2个，卢姓2个，梁姓1个。
冼是大姓，在这个有着1400多户、6000多人的村庄里，冼姓人口占到了大约七成，卢姓占两成多一点。在地理位置上也有区隔，冼姓一般住在村庄北面，卢姓则分布在南侧。
家族是这个村庄权力结构的底色。村里的老人冼传昌回忆，在文革搞运动、搞斗争的年代，冼村“宗派斗争复杂”，谁也当不了头，“冼的来领导，卢的反对；卢的上台，冼的就反对”。
冼传昌称，到1979年，路线斗争开始缓和，由沙河镇派驻村支书的历史也随之结束，时年26岁的卢穗耕成为了冼村的村支书。此后就再也没有变换过，直到2013年被上级免职，卢在这个位置上呆了33年。
年轻的卢穗耕能够上来，靠的是两条。一是卢读过中学，后来做过民兵，接着又到工作队锻炼过。二是卢穗耕娶了同村一个冼姓人家的女儿，其岳父在沙河镇、天河区都做过官，他把女婿推了出来。因为联姻，卢穗耕也有了村中冼、卢两大姓氏支持的群众基础。
卢穗耕刚上来做村支书时，1938年出生的冼传昌是管农业的副村长，一起共事多年。他回忆，刚上来的卢穗耕还很谦虚，为人也和气，看上去平平常常，村民普遍都很认可。不过，卢穗耕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会搞关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每到过年过节，卢穗耕就会带着村里出产的农副产品，给镇里的干部送去。
1985年起，32岁的卢穗耕在冼村开始羽翼丰满，变得强势起来。这一年，冼村第一次有了土地征收，按照《冼村村志》里的说法，征收了1200亩地，建起了天河体育中心。
征地后村里有了钱，卢穗耕和上面领导的关系更紧密了。也是在这一年，卢穗耕有了稳固的政治靠山——比他小5岁、后来做到广州市副市长的曹鉴燎，曹在这一年成为了沙河镇党委书记。
曹鉴燎在沙河镇“一把手”的位置上呆了十年，之后又做了天河区的一把手。卢、曹两人交往几十年，关系紧密。在冼村村民看来，俩人的关系就像是“兄弟一样”。根据1997年5月18日的发证信息，在冼村览青大街12号，卢穗耕给曹鉴燎建了一栋7层、占地面积57.81平米的房屋用于出租，村里安排人收租、管理。
掌权 平常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
冼村的土地，曹鉴燎通过卢穗耕的手来掌控，按照曹落马后的说法，“我想给谁就给谁”。
第一次征地后，村支书卢穗耕有了变化。身高近1米8的卢穗耕仪表堂堂，“年轻，会讨好干部，平常笑嘻嘻，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冼村的老人评价。
背后的卢穗耕“霸道”，“他做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否则就被搞走。”以致到后来，冼村12人的领导班子皆是亲属关系，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会计是堂内弟冼章伟，出纳是小姨子冼惠东、、、、、、“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除了人事，财权也由卢一人说了算。做总经理的冼章铭，虽然是其小舅子，但是手上的权力并不是太大，“报销500元以上，都需要卢穗耕来签字。”冼村熟知内情的村民说。
对于村民而言，卢穗耕掌控的冼村，更是一个“独立王国”，冼村有多少财富，村民完全不知情。冼传昌称，不要说村民，连村里其他村官也搞不清，所有的事情，都被卢穗耕一个人把持着。
卢穗耕能够把“遍地生财”的冼村，变成像私产一样由个人来支配，主导力量其实是村民自己，他们长期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成就了卢穗耕。
卢穗耕凭着个人的公关能力，获取上级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致到了1998年《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时，冼村已经失去了自治的能力。按照这部法律，村民有投票直选村主任的权利，通过选票，村民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村官，由此可以对村支书卢穗耕起到制衡作用。
冼村村民因为缺乏公共意识，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卢掌控一切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没有了选票的制衡，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就可按照卢穗耕的意图来安排。
46岁的冼耀均是冼村维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告诉记者，最初，每到选举，村里会有三个人上门，一个人拿选票，一个人拿投票箱，一个人拿钱。勾完选票递进投票箱，钱就接着递了过来，投票也就完成了。
选举廉价程度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投一票给个5元、10元，我自己都拿过两次。”冼耀均说。而在广东一些富裕的村庄，早就有了贿选，一张选票价值千元以上。
控制 一些有能力的潜在权力挑战者被他挡在村外
冼村有其特殊的村情。这个村庄的巅峰期，外来人口就有近10万，商业繁荣，租金收入可观，在广州被称作“钻石村”。
“钻石村”的人口结构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到外面做生意、上班的。这类人比较年轻，有能力，收入可观。外面世界的吸引，导致这部分人淡化了对村级事务的关心。
第二类人靠租金收入过活，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这类人对村级事务比较关心，但是年龄一般都偏大，介入公共事务的能力偏弱。
第三类人是家庭条件并不好，要仰仗村里的入股分红过日子。对于分红比周边村庄少的现状不满，但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村民对选票的漠视，其实是把权力让渡给了卢穗耕，成了强人掌控的基础。而冼村的权力过度集中，又进一步弱化了冼村自治的能力，给强人的出现制造了机会。
石牌村与冼村相邻，都有大量的土地财富，但是，石牌的权力结构分散，落在28个村民小组手中，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财务人员，自治的能力也就更强。
典型的例证是，石牌同属于天河区管辖，长期在天河区做一把手的曹鉴燎就无从操盘石牌的土地。而权力集中的猎德、冼村两个村庄的土地，曹就可通过村支书来操盘。
让冼村村民羡慕的是，石牌村民自治能力强，在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累积的矛盾也少了许多。
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外，卢穗耕本人也有一些特殊手段来控制村庄的政治。如党员的问题，卢对新的挑战者的出现，进行了严加防范。
冼村村民入党由卢穗耕说了算，但也有其掌控之外的党员冒出来，比如村民在学校入党，当兵后在部队入党。这类人有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挑战者，卢穗耕的做法是，把他们挡在村外。
按照惯例，这些村民可以把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而卢穗耕却严阵以待——比如村民冼昭满告诉记者，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入了党，毕业后，党组织关系就被卢穗耕转到了街道办。
整人 84个维权村民被抓，有的“罪名”是嫖娼
卢穗耕个人素质也是其长期掌权的一大因素。“心理素质超强，城府极深，为人低调，接人待物上有亲和力，在背后整人又有手段”。
冼耀均告诉记者，在维权期间，一些村民偶尔遇到了卢穗耕，当面大骂时，卢穗耕“面不改色，满面春风”，一转身，村民就被抓。巅峰时一共抓了84人，这成了卢溃败的一大因由。
卢穗耕的溃败，有着某种偶然性。
2009年，卢穗耕编纂的《冼村村志》向村民发售。细心的村民，发现了冼村的财富秘密，在遭遇整体拆迁压力后，开始维权。
《村志》中一篇《冼村撤村改制成立企业集团的报告》中提到，“联社拥有固定资产3.8亿元，拥有可建楼房的土地330亩，可建厂房的土地130亩”，而这两者一加，一共有460亩，都是冼村的土地财富，但是，村民此前毫不知情。
按照当地一平米动辄10多万、20多万的价格，这是一笔惊人的土地财富。在卢穗耕外逃后，村民由此称呼其为“百亿村官”。
巨大的财富去向不明，“如梦方醒”的村民开始追问，参与维权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初50元一本卖给村民的《村志》，卢穗耕开始回收，价格一度高达一万元一本。
恰逢2010年冼村整体拆迁，冼村维权风起云涌。当年，陆续有84个村民被抓，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带走，“罪名”是嫖娼，被收容教育将近一整年。
44岁的何冠华被抓走时，上百警察堵住了各个巷口，最后破了三道门，用洗澡的毛巾裹着，警察将其抬了出来。何冠华称，后来到法院时，自己被戴了黑头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15个月。判决下来时，何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来不及上诉，就被放出来了。
这些村民被抓，是卢穗耕权力的巅峰，但也带来了覆灭。84个村民随同其背后的家族，一共有300多户成了“钉子户”，拆迁陷入僵局，靠权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强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走向了末路。2013年3月被免职，5月卢就悄无声息地外逃了。
而当年卢穗耕强势拆迁时，村庄被围墙围了起来，同意拆迁的房子已经或者被拆或者门窗卸去，冼村成了一片废墟。
洗牌 卢穗耕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没有变化
现在4年过去，同意拆迁的村民有家无法回，只能到黄村等地租房居住，也是怨声载道。打破拆迁僵局，让村民重建家园，成了冼村的难题。
通过维权，村民向国土部门、城建规划、档案馆申请信息公开，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看到了“不平等”的合同：有一份合同中，冼村出地，合作开发的物业，冼村享有的利益只占到三成。“盖楼都是地值钱嘛！”这被村民认为利益被卢及其同盟者侵吞了。
这些合同，被村民认为是非法的合同，要重新签订合同，收回冼村的利益。村民的根据是广东省的文件。
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的第九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卢穗耕谈的这些合同，都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所以是非法的。”冼村部分村民认为。
拆迁要继续，利益要收回，要化解这些矛盾，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选择。但现在的难题是，在《村民组织法》实施3年后，主政天河区的曹鉴燎，通过一些手段，把类似冼村这样的城中村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变更，自治现在也是困难重重。
2001年，天河区出台《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基本规定》，第七条“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广东省出台的文件中的第九条相悖。
正是根据天河区的文件，在卢穗耕时代，冼村只有56个股东代表，其中只有大约10人与卢没有亲友关系，掌控这56人，就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到卢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只是股东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个人决定全村事务，已经脱离了村民自治的轨道。
现在，冼村的村民继续上访，希望按照《公司法》规定直选冼村村公司董事会。而卢穗耕外逃后，88个股东代表选出的董事会，村民们也要求撤销，因为不是直选出来的。
村民信访的结果，是层层被否决，现在到了广州市，信访结果还没下来，“如果继续被驳回，我们就要到法院起诉。”冼耀均告诉记者。
冼村政治治理结构上的矛盾，使得村民无从信任现有的村官，合作也就无从谈起，拆迁僵局也无法打破。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时，千疮百孔的冼村，则恍若一片黑洞。留守的村民在废墟里穿梭，同意拆迁的则有家难归，哪天是个头，谁也说不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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