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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右派教师岁月

2014年09月13日 综合新闻 ⁄ 共 441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现在教师的寒暑假自已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时代,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假期里总是安排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右派教师更是如此,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个暑假,我都在农村劳动,少则半月,多达一月。

1960年暑假,我跟随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庙农场割早稻,种晚稻,时间一个月。我是“跟”学生劳动,而不是“带”学生劳动。学生由班主任带领,右派老师被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只能叫“跟”学生劳动。

一个月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实在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蚂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声不响地叮在你的脚上吸血。吸得滚园,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里。如果刚刚叮上,要想把它拿掉还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脚上拉不动。一双脚整天浸泡在掺有猪牛粪的水田里,被蚂蝗叮过的疮疤痒得不得了,一抓就烂,苦不堪言。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仓库里,学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夹背也照样呼噜大睡。我就没这福气。腰酸腿软,浑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别喜欢我,老在耳边嗡嗡叫,即使点了数支蚊香(蚊香约一米多长,由锯木粉拌雄黄塞进直径约1.5厘米的纸圈里压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两手抓个不停。蚂蝗叮过的红疤被抓破,溃烂的双脚更烂了。实在太睏了,才不知酸软疼痛,忘却一切悲伤,深睡几个小时。睡梦中还恶梦、冷汗不止,实际上已经感染了肺结核病,但我浑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颊潮红有微热,这是肺结核发病的征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动,肚子老有饥饿感。我必须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让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饭量明显比学生少。

一个月的农忙劳动,饭基本能吃饱,不要粮票,下饭菜一般多是青莱、芋艿、罗卜、咸菜等大锅莱。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劳动结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说晚上会餐,有肉吃了,健康状况极差又担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顿肉吃。

会餐前,一位学生干部对我说:“今夜会餐你自己到农场员工食堂买饭吃!”我顿时惊呆了!劳动了一个月,最后连会餐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沸腾了!就算是劳改犯,烈日下一个月田间劳动下来,给一块肉吃也不为过。就算右派是敌人,我总还在讲台上上课,难道与学生会一次餐就混淆敌我了?耻辱!羞辱!这是对我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这件事永远留在我记忆中,一辈子忘不了。

那天最后的晚餐,在农场的食堂里,农场干部、员工、学生、老师吆三喝四,杯盘狼藉,唯我一人从食堂窗口买了三分钱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钵头蒸饭,站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在他们眼里,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这是对右派的惩罚。我教书,双倍的工作量,却只给我一半工资。我劳动,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却不许我吃。原来我是一头牛,只配吃草,干重活!牛干活虽重,还有主人爱惜它。我干了两个人的活,甚至超过两个,有谁怜惜我呢?

大王庙农场劳动结束时,离开学还有近十天。我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囊中羞涩,立即赶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虽怀疑生了肺结核,可为了不使家人担心,我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母亲看见我那又黑又烂的双脚,心里止不住的哀叹伤心。我宽慰母亲说:“在家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一转眼秋收到了,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去嵊州中爱公社上杨大队收割晚稻。三人一组,与我同组的是叶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块稻田。三人事先也没分工,一直是他们两位割稻,我一个人用脚踏打稻机打稻。那打稻机用力小一点滚筒就不转。尽管叶李两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两个稻把,然后紧握稻把在滚筒上翻动,同时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农忙结束,回校开总结大会,学校书记兼校长诸丹忱热情赞扬了老师们积极投入秋收劳动。突然,他板起面孔,话题一转,开始训斥我:“顾延龄这次劳动不认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懒洋洋,稻谷打得不干净,没有做到颗粒还家。”我一个人踏,叶李两个人割,等于是一人干了两人的活,最后还是落了个出勤不出力!我始终是学校的反面教材,随时拉我做靶子,杀鸡给猴看。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的肺结核病被确诊。医生说应当休息两三个月。我不敢,我不能丢掉“教书”这个饭碗,照样每周上24节课,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无论精神多差,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万幸的是,我从没有挂过盐水,只自费买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却奇迹般地钙化了。直到70年代末,我40多岁了,有了公费医疗,也没有挂过盐水。90年代初快退休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挂盐水。

从1958年开始,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种田,秋季割晚稻停课下乡劳动外,还决定在郊区方田山开垦荒地(60多亩)。方田山原本长满小松树,为了种粮,毁林开荒。各班轮流去开荒,每星期劳动半天。

那时我任高二四个班和初二四个班的数学,每周24节课。下乡劳动,我要跟高二学生;半天的开荒,我要跟初二学生。

开荒出发的路上,我拿一把锄头,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许多老师不敢同我接触,怕被指控立场不稳,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引火烧身。所以我从不与带队的班主任讲话。

我的这群初二学生,天真,好问,好奇。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冷暖,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他们判断一个老师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课学生能不能听懂,对同学是否一视同仁为标准的。

劳动时,一些男同学喜欢到我旁边来,七嘴八舌对我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几乎不插嘴,不发表看法,只在他们问我时才应答一下。小孩子劳动很卖力,但也难以持久,经常盼着休息时间到或收工回家。他们问我:“顾老师,现在几点了?”我说:“我没有手表。”起初他们难以理解,老师怎么会没有手表?后来他们改问:“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了?”我根据太阳光线的位置,根据劳动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约几点几分。学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问。一对,基本准确。学生惊奇、开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能人。从此,他们有事无事更喜欢到我旁边来。

对教师来说,手表是必需品。当时一块普通手表人民币1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教师两个月的工资。我这个右派老师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给父母10元,自己剩下15元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时就是1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买。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凭感觉,凭教课内容,估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我从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学任务,这也是学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学毕业,到 1964年底才穷尽积蓄,花91元买了一块苏联宝石牌手表。这块手表是我家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如今这块笨重的宝石牌手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躺在抽屉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后,嵊州一中退休老师倪和钦先生对我讲:“当年我们学生称你顾老师为三个25,即年龄25,工资25,上课25(实为24节课/周)。”他又说:“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课上得好。劳动、休息时喜欢到你旁边,没有手表也能准确估算时间。学校领导得知你很受学生尊重,就召集班干部教育我们,说对右派老师要提高警惕,保持距离。” 嵊州剡山小学退休老师马木芳先生也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几个同学非常喜欢与你接近,班团干部就找与你亲近的同学个别谈话,要我们学生揭发顾延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可在那个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学生尊重、喜欢右派老师就是错误,就要被找去谈话,被要求与他们划清界线,揭发右派反党言论。毛泽东执政27年,为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为的阶级斗争。未成年的学生也随时被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孩子纯洁的心田里播种仇恨,制造恐怖。

1960年国庆节后,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停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叶是嵊县的特产,茶农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县委哪个人头脑发昏瞎指挥,可是全校照样召开了批判“秋天无茶论”的大会。

出发那天清早,我随高二丁班学生自背铺盖动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来到嵊县与绍兴交界的北山横路坑。晚餐是毛笋咸菜粥,第一次吃感觉还好。以后天天吃,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饥。

每天上下午,我跟随十多个学生在茶山里转来转去。茶蓬光秃秃的,那有什么茶叶!可是学校领导还要听从上级指示批判“无茶论”,真是可悲。

采茶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么办?聪明的学生早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试验茶园,里面一排排茶蓬,长得郁郁葱葱。似乎没有看见管理员,学生们喜出望外,就大胆去偷摘。当时学生没有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他们知道我是随班监督劳动的右派教师,任何事都由他们自己作主,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学生嘻嘻嚷嚷进园不久,就听见一声吆喝:“谁叫你们来偷的?”学生们被赶到一旁,把我夹在当中。那位管理员大声问:“谁是老师?”没有人回应,我也闷声不敢响。当时我年轻,衣着寒酸,个子不高,又不戴手表,完全不像一个老师。管理员继续问:“谁是老师?”这时有几个学生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那位管理员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扫到一位戴眼镜、长得有模有样的童姓同学,说:“你是老师?”瞬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位管理员无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师,就这样平息了。

照理说身为老师的我,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可我没有这个勇气。很明显,一旦承认,后果不堪设想。唆使学生偷茶,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轻则开批判大会,重则送去劳教,甚至判刑。几年前一次会议,碰到这位童同学。谈起他被误为老师“偷茶”往事,我们都笑了。他说:“我戴了一副眼镜,就把我当教师了!”感谢这群天真可爱的学生,他们保护了我,使我免遭一劫。

补白: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有这样一个情节。文革期间,某部一位老少配的师长,其妻寂寞难守,勾引勤务兵与之偷情。为控制对方,师长妻设下陷阱,让勤务兵无意间打破伟大领袖的石膏座像,以此要挟对方死心塌地跟自己苟且。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与之异曲同工。且说某沿海小镇有个漂亮姑娘叫邱翠花,十八岁那年嫁给一个大她十六岁的港客。结婚三天,夫君返港。此后丈夫一年回来一次,来去匆匆。文革开始后,因有海外关系,怕红卫兵抄家找茬,邱翠花主动与一造反派小头目勾搭。小头目不时上门,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行偷情之实。港客有所耳闻,传言要休翠花。翠花急了,眼看自己的赴港签证就要批下来了,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断送前程,于是想与小头目断绝关系。小头目哪里肯依?万般苦恼,翠花心生一计。这天中午,小头目又潜入翠花家,欲求云雨之欢。翠花说:“我要考验你,看你是不是死心塌地跟我好。”小头目一阵指天发誓。翠花指着厅堂案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斩钉截铁地说:“把它砸了!”欲火中烧的小头目,此时哪顾得许多,操起一根木棒就对座像横扫。座像摔下供桌,粉身碎骨。几乎就在座像落地的同时,她冲着大门外疾呼:“快来呀,他砸毛主席像啦!”手里拿着木棒皮带四处游荡的红卫兵闻声而至,逮了个现行。小头目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但邱X花的一箭双雕之计也未得逞。港客还是休了她,另娶了一个更年轻、漂亮大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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