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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我的大学

2014年09月10日 综合新闻 ⁄ 共 624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6年,17岁,我考进了北京邮电学院,分在无线电通讯工程系,专业是通讯与广播电视。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台。日本的一个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带来一部小功率电视发射机,架设在西直门城楼上,有效范围几公里。学院把教研室的电视机(苏联造)搬进大教室,让大家看电视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相声,然后就实况转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计,当时全北京市的电视接收机不会超过二百台。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公众电视信号,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观众。

一年级时政治环境很宽松,大家对政治也不很关心,还没有产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栏上贴出一份通知:今晚7时,在学生食堂,院长孟贵民同志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自由参加。反正没事,我拎上一只马扎前往。会场里稀稀拉拉,连通常全院开会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孟贵民先生参加了那次国务会议。这么重要的传达,这样可以自由参加的会,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次。这足以表明那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宽松。我想,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整风时也不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右派。我有个看法,1954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结构和体制虽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气神儿还在。1957年后就不同了。1957,是划时代的。我们1956级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多少有一点自由精神的旧大学的末代大学生。我常对我的学弟们说,听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可以自由参加,你享受过这个待遇吗?

反右是我亲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57年底58年初,开始了定右派运动,即划定右派分子并作出处理,全面停课。当时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级的革命家强迫给右派学生套上白袖章,黑字书写外号“大鲨鱼”、“白眼狼”等。食堂门口贴出 “我们工人不为反党右派分子做饭”的通知。有的右派就当没看见,照样若无其事进食堂。有的右派犟劲上来了,拿着餐具去院部要饭吃。

我们班划了一个右派分子——沈联志,重庆人,已经因病休学。对沈联志做的是缺席审判,罪状似乎是早就拟定好了,安排积极分子一人揭发一条,然后证人附议签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他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有同学看报纸,笑谈章伯钧荒唐,搞什么政治设计院,沈联志接过话茬儿,“搞一个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学同情沈联志,公开认为沈不够右派。大老蔡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来痛哭流涕作检讨,称自己是穷孩子丧失了阶级立场。幸亏他出身好,否则很可能就要开除团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几十年来,沈联志与我们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向党交心运动起初名曰“民主会”,小班三十来人轮流敞开思想,然后互相提意见。开头气氛还不错。我主要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个人主义等等。同学们给我提意见,称我白专道路、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班会让我做检讨,继续交心。几天后,我以日记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检讨,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在哪儿跌倒了我自己爬起来。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场,则必哭无疑;如果谁抚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厉害,在亲人面前撒娇。这更不得了,认为我是拒绝大家帮助。

大班的学生党支部成员A,认为我的要害是回避立场问题,必须接受批判。民主会开始变味了。同学B偷看了我的日记,于是A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学将近五年时间的全部日记和手抄的诗集,唯独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读后感言剪掉了,其余一字不缺,全部上缴。

我赤诚的交心没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灭顶之灾,还带得几位也写日记的同学非将日记交出不可,虽然A一再宣称交心是自觉自愿的。同学张有顺严厉地批评我带了个坏头,“你坚决不交,他们还有啥办法吗?”

日记和诗集都还给我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对我的批判会火力更猛了,措辞最尖锐的是班长蔡富山。他说我虚伪、态度恶劣、不近人情、说谎骗人。还有,说我不爱帮助别人,只和吴玉奎等少数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其余时间大多独往独来。女同学来请教问题,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给她们看,一言不发,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还有一次,我病了,两位女同学特地来宿舍看我,我竟然装睡着。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学很难堪。还有,走路仰着脸,鼻孔朝天。

党支部成员们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该读《鲁迅全集》,更不该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瞧这书名就不好,你就批评不得?谁损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气,反驳道:“书是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翻译的,难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谈话,告诫我:最好还是不要读鲁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书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扬的书。要认真读周扬同志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周扬同志说的非常深刻,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你好好认识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时间,我的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叫变异,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这个变化是带有本质性的,即异化。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工具。

蔡富山也是个异化的典型。蔡的父亲是老八路,抗战时期下落不明,可能牺牲了。母亲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经讨过饭。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时候讨饭落下的毛病。他的继父也是高干,某军工厂厂长。蔡富山是个极端热情、极端直率、极端认真的人。二年级他当了一年班长,到三年级说什么也不干了。团支部开会帮助他提高认识,党支部找他谈话,但他蠢牛撞南墙,不回头。支部说,你是个苦出身,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你应该负起责任来。蔡说,我是个讨饭娃,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读书,为人民服务。

要读书,在当时还无可厚非,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给扯进去。他竟然说:“我从小讨饭,基础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读书,你看徐化扬同学读了多少书!我要向他学习!”他发了疯似地看书学习,当我的面扬言:“今后你看什么书我看什么书,你看什么电影我看什么电影,你干啥我干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没办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张有顺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名言:“你怕啥?多这一条罪状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谈起莎士比亚,我向蔡推荐曹禺翻译的《罗蜜欧和朱丽叶》,说这是几种译本中最好的。他立即进城买了一本,读到得意处,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我着迷读新版《鲁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员的批评,称“鲁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言下之意现在不合时宜了。蔡富山帮我讲话:“你不看书还不让别人看?那国家出版‘鲁迅’干啥嘞?”

大跃进带来的巨大灾难,已经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北京是“首善之区”,灾难也已初见端倪,物资紧张。学校楼前广场,花园撤了,改种蔬菜,用自来水浇地。北京展览馆附近每株行道树下一圈土,以前种的是草,现在改种胡萝卜——胡萝卜缨子也很好看。彭真作报告,劝说大家不要见天排队。他讽刺一个老太太,见排队就跟上,到跟前儿才知道是买《红旗》杂志。

张有顺是河南南阳人,1959年暑假,来京读书3年后第一次回乡。开学返校后,学院正开展反右倾教育,让大家畅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张有顺不想说假话,他的发言只讲了一件事、一句话:水库修得好,社会主义好。他私下里却跟我说:“好他老头鸟!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俩鸡蛋。过去咱那里农村再穷,到谁家做客,没说拿不出鸡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没见着一片。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俺那里农民说,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咱不要。”

所谓毕业鉴定的预备工作,就是在学习小组会上各人自述历史和家庭情况,要忠诚老实,不得有任何隐瞒。我们的小组长林茂,虽一向很革命,很得势,可是这此却翻了船。

每个人依次发言,不做记录。个人讲完之后,大家可以提问或帮助你提高认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从来不隐瞒,这次再重复一遍,并再表示一次“与父亲划清界限”。在出身问题上,林茂过去不止一次向我发难,批判我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这次他倒没有狠咬我,不知什么缘故。

刘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林茂应用阶级分析理论(富裕中农是两面派,脚踏两只船,有剥削行为),向刘玉昆发难。刘玉昆决不认账,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论和终极真理。

林茂最后发言。原来他不是贫下中农,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在受管制中病逝,长兄是县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全县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瞒着同学,也瞒着组织,如今才不得不说。

于是,刘玉昆带头,我和全组同学紧跟,一起向这个无耻之尤开火。平时受林茂白眼、乌眼的同学太多。刘玉昆的言辞很尖锐,涨红了脸,指着鼻子骂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寄生虫,喝劳动人民鲜血长大的野心狼,两面派,伪装革命,暗藏的双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农是劳动人民,你打击我劳动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话语没有刘玉昆尖锐,但很刻薄。我指责他是假革命,企图蒙混过关,命令他必须和他父亲、哥哥划清界限。多数人和我的意见一致,指责他不老实,不相信组织。

林茂没通过毕业鉴定的第一轮工作,哭了。活该!这小王八蛋不是设法取得群众谅解,而是向党支部状告刘玉昆报复。支部找刘玉昆谈话,刘玉昆不让步:“这是林茂搞阶级报复!”

无耻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难岁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坚信,现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过得不错,一定很得势,因为他下手狠,因为他一生决不会说一句真话,因为执政者太喜爱谎言,太喜爱伪装了。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会伪装成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从林茂身上,我得出一个结论:黑五类子弟一旦沦为野兽,比极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险。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没有回过故乡,父亲怎么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无所知。

父亲抗战前夕毕业于一所著名的中专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一生在水利部门工作,最低一级,八级工程师,科长。解放前,他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交待清楚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过。父亲沉默寡言,但相信共产党,积极要求进步,与地委农工部领导、党员局长相处都不错。1957年四五月间,他被安排进了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非党员进党校学习,那就意味着是发展对象,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离结业不到一个月,学习终止,学员返回原单位,参加反右斗争。不料,父亲从一名准左派跌进右派队伍。

父亲既没写大字报,也没参加鸣放,由于汛期防汛任务重,从党校回来也没参加“反右斗争”,就上圩区第一线去了。仅根据揭发出来的平时闲谈的片言只语,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级,成为九级工程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倡导的淮北水网化,破坏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盐碱化程度,不可行。这就是父亲的右派言论之一。曾的“壮举”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铁定为彻底失败。曾霸王此时已经被撤职,发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过几次,挂牌晒过太阳,没吃什么大苦头,算是有惊无险。然而惊魂未定之际,批判他“老国民党员、老右派”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又出现一条大标语:“热烈欢送革命干部徐某某同志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父亲被下放农村。最高指示,干部下放劳动,老弱病残者除外,可父亲当年已经58岁。

文革后期,我与本单位一位老干部闲聊。谈及父亲1957年左右命运之转换系于一线,实在冤枉,且祸及我终生,这位老干部说:“照你这么说,你父亲肯定是右派。那时安徽省委有规定,谁反对曾希圣的双改——改水、改种,谁就是右派。没商量。”

前几年在网上读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几份小右派档案》一文,证实了这位老干部的话。茆说:“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

呜呼,无可奈何矣!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的妹妹。

1960年10月,在大饥馑的关头,我大学毕业,去了武汉,长航局电讯修理室。年21岁。

岁末,临近子夜时分,我踱向武汉关,迈上江堤。始终喧闹不休的武汉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静下来。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车辆,也绝少行人。“惟见长江水,无语东流。”

武汉关浑厚的钟声敲响了,1961年来了。

1961年8月,突然把我调出武汉,调去九江,建筑材料工业部九江玻璃纤维混凝土造船试验工厂技工学校。我很高兴离开武汉,来了10个月,没有结识一个朋友。长航电信科一位副科长通知我一声就完了,至多3分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也不问。就这么走了。似乎新天地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

到九江报到,我很正常,“船厂”的人却觉得太不正常了,统统大吃一惊:船厂和学校已经下马了,没一个人上班,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调进来?

办公室的人找来副校长还是副教导主任,三十多岁,人很和气。他摇头,什么也不问,给我找个房间住下,搬来一张床,完了。房间在教学楼办公室,套间,里间住着大连海运学院船舶系毕业的两位大学生。我住外间,没有桌子,灯——有灯口,没灯泡。

在九江两个月没开过一次会,没上过一天班,等待命运的裁决。我已经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机要部门,调到一个行将烟消云散的单位。毕业才十个月,还没有转正即调动工作,似乎是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将我赶出电讯部门,必定有什么我不知晓的原因。我的毕业鉴定尽管不那么令人放心,总算还好,也没给我什么处分。那么,唯一的解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一打三反,办了我的学习班。业余学习,不关押,不武斗,照常上班,行动自由。一天,党委办公室一位干部,不是办班成员,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找到我,很关切地悄悄告诉我:“你没多大问题,就是给你的大学毕业鉴定——‘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没别的什么事。这个问题你不要辩解、交待,等他们抛档案好了!”

去交心运动已十二年了,我执意忘却,也几乎忘却了,然而档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却。果然,单位机关开了我的批判会(次于批斗会)。一位工人发言说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铁托,在56年大批修正主义的时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铁托在普拉发表的演说”。他批判说:“你好个一口气!爱是有阶级性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修正主义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党办那位干部已打了招呼,我还是感到极度震惊。这位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编造不出这条罪证。显然是我日记里的话。十二年前交给了A同志,A同志摘录,塞进了档案。若不是这位工人此时揭发,我哪里还记得日记里有这句话,哪里还记得铁托在普拉发表过演说,哪里还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这个地方!

铁托的演说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是配合学习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发表的反面教材。铁托演说了什么,编辑部文章写的什么,如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在那场批判会上,出乎意外,有人对我的检查交待进行批判,说我继续放毒。我在交待中说,感谢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还公费医疗没让我花一分钱治好了我的肺结核。现在一月工资50多元,我很满足。这位批判者批判说:“你肺结核不好的话,就反党?你50多块钱满足了,对党就有感情,那我们大多数人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就该死、就该反党吗?”

如今,我档案中的“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之类内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实,不应该清理,应该公开。见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类同胞。销毁档案不是在保护我,而是在保护那些嗜血的打手。因为那虽是我的号衣,却更是我另一类同胞的确切罪证和不朽的功劳簿。应珍藏,警后世。

2009年4月26日,七十周岁时,我赋诗一首:

死灰复燃无有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身穿号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写旧诗。

拿云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壮嗟也迟。

白首闲话应更好,晚风落日笑催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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