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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平:中国大陆基督教逼迫观察 拆十字架拆不掉信仰信心

2014年08月11日 综合新闻 ⁄ 共 323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华平转自明镜新闻网

傅國湧:拆十字架拆不掉信仰信心

中國歷史學者傅國湧於二零零八年受洗為基督徒,他認為浙江這場拆十字架行動是違憲、違法的,而基督教會在中國一直備受打壓,但是越打壓信徒越多。以下是專訪摘要:

拆十字架對於信徒意味著什麼?

拆十字架當然是對教會一次極大的衝擊,這個舉動是違憲的、違法的,憲法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諾,法律從未規定不允許教會有十字架,同時,這也是與幾十年來執行的宗教政策相抵觸的。但是從根本上說,它並沒有傷到教會,反而很可能是對教會的成全。對於教會來說,你可以拆掉有形的看得見的十字架,卻拆不掉我們對上帝和他差來的耶穌基督的信心。

歷史上,基督徒都是越被打壓越有凝聚力嗎?

歷史上從來都是這樣,教會都是在逼迫中往前走的。在羅馬帝國的時候,殺了多少人。羅馬帝國到後來,據說連做十字架的木頭都找不到了(插在墓前)。都到這種地步了,但最後,整個羅馬帝國都歸向了基督。

中國也是如此。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義和團被慈禧太后利用,大肆逼迫教會,殺了很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來至少有兩萬多人,其中包括牧師、神父、信徒以及家屬……但是,奇妙的事情是,僅僅過了不到兩年,教會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大大的增加了。正常的說,在一九零零年庚子事變的時候,基督教在中國的人數加起來大約八萬五千多人,但到了一九零三年,死掉的人不算,反而是變成了大約十一萬五千人。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隊到達南京的時候,曾引起很多傳教士的驚慌, 但是一九二七到三七年,教會還是在迅速的增長,人數在不斷地增多。不僅如此,還出現了大量的本土化教會,不是由外國的傳教士建立的,而是由中國本土的信徒建立的。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來了,沒想到教會在日本佔領區,還有在那些沒有淪陷的大後方,竟然得到了復興。尤其是在中國的綜合性大學裏面,原本教會只能在教會大學裏傳福音,抗戰後期卻在西北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等重要大學裏出現了團契,很多大學生信了基督,其中有一些學生決志將來要做全職的傳道人。比如像陳終道、王長新、滕近輝、邊雲波,他們是復旦大學、西北大學、中央大學出身的,後來成為牧師,在世界各地牧養華人教會,在華人教會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有的還健在。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教會遭遇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向西方關上了大門,把西方所有的傳教士都趕走了。所有的教會學校在一九五零年代初都被連根拔起,不含天主教的學校,僅基督教會,就有十三個大學、二百四十七個中學,將近一千個小學,這麽多的教會學校幾乎都在一夜之間被關閉。基督徒和所有教會都被迫要參加「三自」,不參加的教會領袖、骨幹和一些信徒則被判刑。進入「文革」,就連「三自」的教會也被關了門。在外人看來,中國教會已經被全部滅掉了。

但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後,人們驀然發現,教會已悄悄地在沿海的城市或農村裏面成長起來,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了一九四九年的好多倍。一九四九年正式受洗、領聖餐的基督徒大約八十三萬多,加上不領聖餐的可能有一百萬人,而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人數大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也就是說,過了三十來年,在極大的逼迫和患難之中,人數翻了大約十倍,這些教會都是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靜悄悄的生長起來的。

溫州有怎樣的基督教歷史,才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呢?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英國的傳道士、內地會的曹雅直弟兄來到溫州,那個時候溫州還沒有開埠,不是一個開放的通商口岸,他就已經開始在溫州傳福音。後來一八七六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以後,就開了溫州口岸,次年,英國偕我公會的李華慶弟兄就來了,在溫州城裏面傳福音。他二十六歲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一月,蘇慧廉就被派遣過來接替他。

給溫州影響最大的兩個傳教士,一個是曹雅直,一個是蘇慧廉,蘇慧廉在溫州的時間大約是二十五年,後來被聘為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他在溫州建立了很多的教會,還辦了醫院、學校。溫州最早的現代學校——藝文中學堂就是蘇慧廉辦的,溫州最早的醫院定理醫院也是他們辦的。他們不僅帶來了上帝的福音,也帶來了醫療、教育,帶來了整體的文明,對於改變溫州落後的、愚昧的狀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溫州這個地方由於交通偏僻,實際上過去都屬於邊緣的地區,只有在南宋時,由於定都杭州,離溫州比較近,它才有過一輪文明的復興。但在此以後,它又非常的衰弱,一直等到傳教士進來之後,教會在這裏比較普及,每一個縣,很多的鄉鎮,都建立起了教會,實際上溫州的近代文明,就是傳教士帶進來的。所以,現在溫州仍是基督教的重鎮。在一個地區,會有這麽大數量的信徒,在整個中國是不多見的。這可能也是引起某些方面警惕的因素之一吧。

那在七零年代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如何呢,共產黨的態度是什麼?

基本上它還是逐漸接受了。一九五零年代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加入「三自」,要把所有的教會變成「三自」下面的,有的人不同意,像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這些弟兄就不同意,那就是坐牢,他們都被關了二十幾年。

到一九七零年代末以後,逐漸恢復了「三自」的活動,宗教政策也有了調整,在這個(三自)框架底下,宗教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護,「三自」下面的教會大致上是沒有受到什麽打擊和壓迫的。只是家庭教會還是不行,常有個別的、局部的干擾。

但是,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教會的人數也有了巨大的增加,到現在還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三自」的統計資料很多年前就已經達到三千萬人,這個資料過去了好多年,而且沒有包括家庭教會,所以總的人數是算不出來的。

(基督徒數量)增長得非常快,隨著這個社會的道德危機、信仰危機日益加深,進入教會的人也越來越多,唯有教會能給這個沒有指望的時代帶來安慰。很多人到這裏來尋找精神的出路、終極的出路。這幾十年是相對比較平安穩妥的時代,教會沒有遭遇大的危機,今年則是溫州乃至浙江比較大的衝擊。

浙江省這一年來對於教堂的政策,您有感受到明顯的變化嗎?家庭教會呢?

在外部很難觀察到內部情況,聖經裏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我們怎麽能知道呢?也很難說有變化,難道以前就很好嗎?無非是一個是「不好」,一個是「更不好」。

對於基督教會,實際上一直都在打壓,有的時候緩和一點,有的時候急促一點,我想從來都沒有「好」過。六十五年來都沒有好過。 而關於家庭教會,一直都處於逼迫當中,經常被趕來趕去,所以抗壓的能力相對強一點。

這是憲法層面的問題,中國大陸的憲法還是有一個落不落地的問題,並不是憲法寫上了,就真有保障了。我們要追溯的,還是憲法的可信賴性。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原本就擁有的權利。

有一種評論認為,由於近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對基督教更有好感,這讓當局更加警惕,所以才會更加的管制,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這是一種猜測,沒有一個實證的資料,我們也無法去判斷。我想這更多的只是外界的一種分析,比如說這幾年,有些知識分子信了基督,不過也是少數,非常少數的少數,在整個基督徒中比例仍然非常非常低,不足道也。

亨廷頓在《第三波》當中,也談到了韓國的民主化和韓國的天主教的組織有很大的關係,那麼在中國,基督教面對政府力量侵犯憲法的抗議,您覺得基督徒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一個促進嗎?

目前看來恐怕還沒有。因為基督徒這個人群是非常溫和的,非常關心內在的生命,對外在的社會並不關心,也不夠了解,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看不到這個群體有可能對外面的社會投去多少關注的目光。

如果說有個別人在關心,這其實跟整個的群體沒有關係。包括商人的力量也還談不上,都還是一個很小衆的東西。畢竟中國是高度行政化的,資源都是政府手裏,官本位牢不可破,官方對社會的掌控、維穩模式是強有力的,無所不在、密不透風的,很少有社會喘息的空間。

你最早是什麼時候聽到拆十字架?您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嗎?

大約在春節後,我也沒覺得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我知道接下來會有連鎖的行為。這是政府行為,政府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組織,是一個高度精細化的系統,它做出的任何一個行為,都是精密推算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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