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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等公民观察:调查指北京多数农二代不愿被称农民工

2014年07月14日 综合新闻 ⁄ 共 205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秀英转自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汪苏)在北京,已经形成数十万在京出生或成长的“农二代”。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近期合作完成的一项课题显示,这些“农二代”成为“回不去、留不下”的一代。他们不再愿意接受“农民工”这样的称呼,稳定的生活以及平等的户籍政策是眼下他们最大的盼望。

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颇受关注。这份调研则将童年和少年社会化基本在城市完成的“农二代”从新生代农民工中分别出来。按照外来人口在北京的分布密度进行抽样,共回收1946份有效问卷。

调查显示,这些“农二代”成为远离乡村的一代,他们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北京度过。近六成“农二代”不知道老家有多少耕地,加上13.8%没有耕地的情况,课题组认为,高达七成的“农二代”已经在现实上和情感上与土地脱离了联系。此外,超过三成“农二代”与老家的联系已经非常疏远,他们从没有回过老家或是几年才回去一次。对于这部分“农二代”而言,故乡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他们中甚至有30%写不出老家所在乡镇的名字,18.5%不知道老家所在的县(区)的名字。

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惯称,被访的“农二代”中,只有10.50%表示愿意接受。这些在城里长大的新一代更愿意被称为 “流动青年”(58.10%)或“新居民”(48.10%)。

境况改善

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而言, “农二代”在教育水平、住房条件、家庭支持、社会保障、职业选择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

课题报告显示,“农二代”具有高中学历(含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合计高达74.7%。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普及初中”的群体,那么“农二代”就是一个“普及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一代。他们也拥有更完整的家庭生活,绝大多数农二代的父母都在北京。更好的住房条件为此提供了支撑。“农二代”平房独租、楼房独租和自购房的比例达到56.5%,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仅为11.7%。而2001年学者的一项调研显示,北京流动人口居住在宿舍/工棚的比例高达41.6%。

并且,“农二代”在职业选择上对于体面、稳定性和发展前景等目标有更多追求。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7%)、“商业工作人员”(18.8%)、“餐饮服务工作人员”(16.3%)、“其他”(13.8%)以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4%)这五大类。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当中,从事餐饮服务的高达25.2%,制造业(13.4%)和建筑业(10.3%)比例也比较集中。

调查显示,北京“农二代”的社会保障状况也有明显的改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9.3%、44.8%、52.2%和37.8%。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从全国来看,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

不考虑从事小商贩等自我经营等情况,农二代务工人员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36.6%,对比2009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分别为54.4%和61.6%。就业保障方面有明显进步。“农二代”自身的权利意识也有了较大提升。

仍是无根的漂泊者

不过,调查还显示,虽然在北京“农二代”的境况在许多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不过,在城市融入上,却有很多瓶颈。

课题报告执笔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表示,虽然“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闲暇活动以及生产方式等已与城市市民无异,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体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是心灵上漂泊的一代。

报告显示,在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参与方面,“农二代”的参与度仍然很低。文化心理融入方面,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农二代群体在对北京的喜爱程度及对北京发展的关注程度上并没有显著不同,尽管他们有更多的在北京的成长和生活经历。

而在最深刻的身份认同上,尽管“农二代”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老家的记忆渐已模糊,尽管所居住的社区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区隔、人员结构并不单一,尽管只有极少数(13.9%)不喜欢或非常不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尽管也有一定规模的北京朋友,但仍然有81%的被访对象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没有北京户口(86.8%)、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82.6%)、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56.3%)是他们“非北京人”自我认识的最主要原因。

报告认为,外来农民工群体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仍将是漫长的发展过程。

而根据调查,这些“农二代”目前最希望在获得稳定的生活(41.3%)、平等的户口政策(40.1%)等方面获得帮助。

课题报告认为,无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上看,农二代都是“回不去”的一代。国家层面希望引导他们回乡或到小城镇的可行性并不高。北京市“农二代”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北京市政府的任务,亟需北京市出台相关政策,在户籍、住房等方面实施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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