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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思:公车改革难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2014年05月09日 综合新闻 ⁄ 共 177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05/09/2014

从第一个“吃螃蟹”的黑龙江大庆市开始,到湖北老河口车改的“一步到位”,再到轰动全国的辽宁辽阳市弓长岭区的“昙花一现”以及北京市个别乡镇试水车改……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革,但能够长效坚持的只是少数,多数试点受多重因素影响或“夭折”,或停滞不前,甚至一些试点已出现公车“回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

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1998年2月,大庆市启动了公车改革,是较早进行试点的城市。当时大庆采用了货币化补贴的方案,按级别发放车补,部分公车留用,处级干部每月补贴1500元,副处级每月1200元,而正科级每月150

元,副科120元。经历当年车改的一些知情人透露,补贴方案引起部分科级干部的不理解,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疑问“为什么处级干部车补是科级干部的10倍?是按什么标准测算的?”不仅如此,在实际推行中,出现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干部车补与公车使用并存的局面。最终改革难以进行,部分单位公车“回流”。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也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

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 .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 .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2.6万元/年—1万元/年不等;副科级分两类:6000元/年,5000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的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然而,弓长岭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仅仅实施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因“群众对高额车补反应强烈”而被叫停。

湖北省老河口市当年率先在仙人渡镇进行试点,改革从小范围到整体推进,逐步成熟完善,除了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公检法机关仍保留公车外,全市取消了200多辆公车。2003年基本完成改革难度最大的公车拍卖,一度被认为是“一步到位的车改”。在市纪委一些负责人的职务相继发生调整后,当地车改逐步陷入进退两难,“两

三年过后又是满街的公车,车改以回潮告终”。

职务消费货币化对部门领导形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他们往往以种种借口敷衍应付,或消极加以抵制。另外,实行货币化到人,部分人容易产生“大权旁落”的感觉,怕失去了职务消费的审批杠杆。大庆的车改也同样是虎头蛇尾,个别地区“试而未推”。

北京市从2001年开始,在部分乡镇试水“货币化”车改。据了解,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探索采取“缩减公车数量、发放货币化交通补贴”等车改措施,参与车改的干部,依据级别得到每月1000-2000元数额不等的车补。西红门镇车改实施三年后,机关车辆由原来的

30多辆削减到6辆,相关费用大幅下降。

2004年前后,北京市相关部门曾积极推进公车试点改革。截至2006年,北京市至少有6个乡镇试点公车改革,分布在大兴区、通州区、房山区等区县,普遍采取了货币化补贴的车改形式。曾就车改联名提出议案的一名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代表说,2006、2007年以后,北京车改试点逐渐归于“沉寂”。据说担心“货币化补贴式车改”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是北京车改“未扩大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农工党人士说,北京的车改试点曾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问题出在“光试不推”,有停滞不前之嫌。说到

底,掌握决定大权的人是这种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当然就不会积极去推动这样的改革。只有公权改革到位,公车改革才可能顺利进行。

 

中国民主党员 马恩思

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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