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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父亲是这样死的

2014年02月07日 综合新闻 ⁄ 共 109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派人告诉母亲,父亲凌晨自杀身亡。教授会协理员见到我们孤儿寡母,毫不客气地说:“周价在肃反运动中,在‘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杀,属于现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仅15周岁的我六神无主,去找同住一个大院的南京九中团委副书记周合群谈心。他比我大三周岁。他说:“你刚刚于6月22日通过南京一中团支部审查,现在正值团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要表明与父亲划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亲前往鼓楼万国殡仪馆,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8月24日,父亲殡出,葬南京卡子门外养回红村公墓。过了两天,我专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团委委员、原初三班主任张鸿恺老师,在学校中心花园,向他如实汇报了父亲死亡的事,以及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这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团委批准我入团。后来转学到杭州一中,要求转团员关系时,南京一中团委却拒绝给我转。1958年在杭州一中读高三时,被迫辍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9年在海宁许村公社教书时,受到全乡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办求是初中当教师时,再次申请入团。尽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区团委否决。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险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1969年杭州城里出现现反标语,当局率先查我当天晚上在哪里。1979年在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时,全家分居两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资,身上无一件衣裤没有补丁。直到1989年,我才还清我们所借的外债。

1987年4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个课题经费(100元),终于在离开南京31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到养回红村小山坡上找到父亲坟地。那里早已没有墓地,坟墓的位置成了人们扫祭的道路。随后我去拜访父亲的老同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同事、南京军区退休干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战争时期工兵监同事、解放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同事、南京市当时的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南京市动力专科学校退休教师黄凤丹叔叔,才知道父亲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父亲事实上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教授会领导也准备要父亲于8月24日去上课,值班的党员已知道我父亲无事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时,后一名接班的党员看管尚未到来,前一个已提前离开隔离审查室。此时我父亲对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为问题永远说不清了,于是乘此空当,悄悄走出隔离审查室,走向军事学院东门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扑下去,硬是把自己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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