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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会六国语又如何

2013年12月10日 综合新闻 ⁄ 共 371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属,受尽歧视。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还是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总工程师的职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他们要父亲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散会。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闻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进门一看,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高高大大,是个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滑冰、游泳,好像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六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们在利用他一技之长的10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断绝了来往。那时我们5个孩子还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可以帮助她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我妈妈也是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只因为口粮定量高一点。每天半夜2点钟上班扫路,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原来她没有干过体力活,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可她坚持要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可一扫就是4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10来年扫马路的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饥荒来了。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得是皮包骨头,母亲便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来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撸榆钱,撸榆树叶。母亲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钱、榆叶发糕。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有一个场面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攒下的6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兴地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革一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说着母亲点着炉子,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古今中外的,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书全被扔到火里了。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我们只想哭。整整烧了3天3夜,最后剩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了进去。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如果叫他们看见了,不知又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最好还是扔在火里烧了。”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啊!”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进家,只见妈妈在伤心地哭。看见我回来了,她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后把我给你们出嫁时准备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们身边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过火,母亲看到我们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长。可是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合格了,最后政审被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得好,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还是因为政审给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冰滑得好,想考体院,最后因为成分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个在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是资本家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问题,受株连被分配到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分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在痛苦之下,我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家里只剩60岁的母亲和不到15岁的小弟。

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邻居说他们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得二话没说,冲下去要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我只好忍了,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1973年我们突然接到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监狱接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着一条腿的苍白衰残的老人。这哪里是15年前我的父亲,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姐妹俩抱着他,叫着他,父女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挑着两大筐砖,走到4楼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他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里,但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6国语言,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他们告诉他,好好干可以提前释放,可是到头来不仅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5 年,释放时已被关押了15年。父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到1976年,会6国外语的父亲得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补白:我3岁时第一次在监狱里见爸爸巫宁坤。爸爸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爸爸发来一封信,说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他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是最后一面。文革时候看大字报,揭露爸爸的“反动历史”,我一算,不对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怎么会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时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红卫兵叫我写我爸的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把我那个署名的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期间,夜里关起门来偷听美国之音,学英文。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由于父亲是右派,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当时人家都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可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

后来我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我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我,说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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