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被改正回归报社的时间是1980年底，正是中囯改革的起步岁月。先做文艺组编辑，后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改行做农村記者，从此与改革纠结在一起。
所谓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写了一篇反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局面的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1981年4月的《四川文艺》上。有人就此写黑信给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说“被共产党关押了二十三年的晓枫，回归后写出的小说仍诬篾中国是座大监狱，老百姓生活还没有牢里犯人生活好”。时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杜沁源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便对我横加指责，同受指责的还有诗人孙静轩发表在《长安》文艺月刊上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
反精神污染来势汹猛，全囯反白桦，四川反我和孙静轩，一时谣诼纷纷：“晓枫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进监狱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吓得整天坐卧不安。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为一篇8800字的文章，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别文坛，到农业组当记者，跑郊区县，写眼见为实的新闻报导。
1981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以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早已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广大农村回到互助合作运动前的单干形式。共产党不再提倡以穷为荣，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天天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政治不再吃香，发展生产，搞好副业，多打粮食多挣钱，成了千家万户的奋斗目标。
当时新闻报导的重点是万元户——那些会种庄稼又会搞副业、最先发家致富的农民。我瞄准了时代这个新动向，放开手笔大写特写农村涌现出的专业户、万元户。我笔下所写的这些人物立即成为乡里县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银行还找上门为他们贷款。专业户、万元户的再发展就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富起来的人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的发端。为了鼓励农民富裕，1982年春，成都市召开万元户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人披红着彩坐在汽车上，像新科状元打马游街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光荣极了！
农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号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场，特别提倡无职无业的人去当个体户，以缓解社会压力，不再把经商设摊视为投机倒把。这些个体户多是社会上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像，不少人还是被判过徒刑而没有平反的释放人员。此时，大家不再讲阶级成分，也不谈过去的灾难，只觉得有钱就光荣、就体面，社会思潮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就连省委某书记的儿媳妇，为了钱不惜与权贵的儿子离婚，嫁给号称有百万资产的杨百万的儿子。
为了探索这些人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三次采访杨百万和许多著名的万元户。他们致富的共同特奌是：不安于现状，蔑视传统，敢于打破框框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杨百万，过去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五年徒刑，1979年回到成都没有工作。政府号召两劳（劳改劳教）人员自谋生路，他便从江浙购回尼龙原材料，再分发给当地家庭妇女加工成蚊罩，然后卖给商店。经这番加工，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其他万元户赚钱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过去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视从事商品流通为投机倒把，使得地区差价越来越大，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大。温州生产的小家电产品，只要运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润。那时敢冒此险的人寥寥无几，故谁干谁发财。这种工作，知识分子没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没这个胆量，只乐于生活在传统中，在温饱窝里打盹，让别人大发特发。
在这个大潮中，起先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为我活得挺充实，所写文章全国报刊争着刊发，每月稿费是工资的三四倍。在我们报社的群体中，我家是最早拥有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庭。但是新闻业的垄断，掌权者的专断，最终迫使我做出了下海争做自由人的决定！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编室的老朋友杨干廷，邀约我和《四川日报》記者艾风，去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采访，写一篇该厂厂长刘恩来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使一个敲敲打打的生产作坊制造出汽车来的报道。刘恩来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委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后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该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被改正后的刘恩来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今天的四川丰田汽车制造厂），闻名全国。杨干廷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刘恩来是难友。为了支持刘恩来，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出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很受一些读者欢迎。
文章重点表现锐意创新、坚持改革的刘厂长与保守势力党委书记之间的斗争，近似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出，并将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何故，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竟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播。许川对文艺创作的肆意干预引起我强烈不满，我在电话中骂他是“党棍”！
在写刘恩来之前，我发现成都老百姓吃饱穿暖后对休闲场所有了新的追求。过去他们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园、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园，而今肚皮填饱了，荷包里有余钱了，便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时我去远郊蒲江县采访。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穷县，长期以来吃粮靠反销，用钱靠贷款，连县委办公室都是几间窄窄的平房。县委钟书记见面第一句话是：“黄记者，你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能不能给我们县出点主意脱贫？”我问蒲江县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他说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还有脐橙。我想了一下又问，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个朝阳湖还不错，有水有山，有杜鹃花，还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子。
蒲江县距成都四十公里，当时需要两个小时车程，来去不算远，正可做成都的后花园。钟书记当即带上我，坐着一条很破旧的铁皮船，绕朝阳湖游了一周。朝阳湖是个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绿水，古藤飘垂，曲径通幽，野花似火，时有成群的野鸟野鸭起落游荡在碧绿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态说：“这是个好地方，蒲江的金窝窝。”很快，一大帮中央驻川记者和省市各报记者应邀到蒲江采访。那时县级干部没有官架子，书记、县长亲自给记者送水送茶，热情极了，记者也严守职业道德，不伸手要红包。很快，宣传朝阳湖的文章出现在各报上。我写的那篇通讯《朝阳山水四时秀》发表在《成都晚报》上，称此地“景色尤漓江，幽深胜三峡”。《成都晚报》发行量大，是成都企事业单位必订的报纸，也是广大市民喜欢的报纸。不到三个月时间，朝阳湖游客爆满，一时间所有机关学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产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抢购一空，并且出现了“进出困难”（没有食品摊点和厕所）的问题，全县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开始向旅游开发转移。
至此我意识到，报纸不但是党的喉舌，也是发展经济的开路先锋。为了解决成都与蒲江之间的直达客车问题，经刘恩来帮助，我以低于市场价位（一万元）的价格为他们购买了十台锦城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十三座旅游车。
蒲江的经济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纪检部门怀疑我从中得了好处，对我进行调查，害得蒲江县委五大常委不得不为我写证明材料，以还清白。我虽然未受到任何为难，却发现有这个专横体制在，就无法做事，特别不能做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促使我下决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书所在的区教委。一位年轻的秦姓女教师，工作一直得不到妥当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确对待流言蜚语，竟致忧郁成疾，自杀身亡。为此我了写一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的文章，发表在全囯发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这篇仅仅1500字的新闻特写竟累及妻子，使她险些不能参予职称评定。这一连串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囯的新闻记者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价值，没有法律保护，仅仅是个工具而已。要不想当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离开衣食父母的“组织”，告别追随多年的共产党——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