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论坛
其实，今天在“地球村”中各种因素都在“全球化”，这将给未来的国际局势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像9.11恐怖灾难显示的，当今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塔利班－基地恐怖组织跨国联合，实际上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邪恶挑战。它给未来世界造成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总的来看，以“西雅图现象”为标志的“NGO反对WTO”，乃至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多元化现象，不应当是一种彼此企图取而代之的形势。除了“恐怖主义全球化”是一种应当消灭（如何消灭、能否消灭另当别论）的东西外，全球化的多元化其实是正常的、互补的现象。“三个部门”在一国之内和在全球化进程中同样是不可互相取代的。尽管像诺奇克那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力图使国家“最小化”而尽量扩大自由交易原则的适用领域，古典社会民主党人则相反，力图扩大国家的责任而缩小“营利部门”的空间，如今又出现所谓NGO浪漫主义者，想用不断扩大的志愿－公益机制取代原来由政府与企业行使的部分职能。但实际上，三个部门是不能互相取代的，虽然它们本身各自都要发展：国家应当更加民主，市场应当更加公平，而第三部门则应当更强化其志愿－公益特征。
实际上，全球化进程不始于今日。自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军舰轰开虎门、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者联合起来，就开始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这个对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铁幕”隔绝彼此。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主要是WTO代表的global bourgeois society和NGO跨国行动体现的global civil society。然而冷战的教训是：不同的全球化不可能“谁战胜谁”，而bourgeois和 civil各自内部的多元性也非capitalist和communist可比。因而global bourgeois society和global civil society的互动也不可能沿袭capitalist vs. Communist的模式。不久前我们在法国里尔市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提出“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设想，并发表了《人类责任宣言》。参加这次大会的除老资格的第三部门活动家及各国各阶层人士外，也包括许多国家的政府公务员及市场上成功的实业家，亦即“第一、第二部门”中的人士。笔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相信：里尔大会不但是NGO跨国行动与global civil society建设中的里程碑，也是不同的全球化间形成新的互动方式的里程碑。
三、入世后中国的第三部门
作为“后现代”现象，第三部门在发达国家已经或将要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发挥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估量的影响。例如，在西方，左、右两翼思想界都有人提出所谓“工作消失”或“劳动消失”的观点。据说，由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传统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失业”。他们认为面对这种新的危机，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是不可取的。传统福利国家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本来三个人做的工作交给五个人去做。但上述这些人认为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它扼杀人的进取精神。因而，用政府干预的方法在企业内部人为地扩大就业，他们认为不可取。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应该用一种新型的就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用“产生公益的就业”来补充乃至（有人认为可能）逐步取代“产生利润的就业”。将第二部门的就业转移到第三部门，就业的性质也就从雇佣型的“劳动”变成志愿型的“服务”了。而这些年“产生公益的就业”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确发展起来了，占的比重逐渐加大，有些学者就认为，随着第三部门的发展，社会性质也在发生改变，但是这些改变的前景现在还很难预料。
但这都是就发达国家的NGO运动而言。那么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按照我上面的定义，可以说我国的第一、第二部门都还在形成中，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规范市场都还在形成中。西方国家在同类时期，即十八、十九世纪，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出现第三部门运动。当时社会主要还是建立第一第二两个部门的问题，即以努力消灭“第四象限”为目标，使强制权力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使私人物品只能通过自愿的交换机制来提供，限制权力的渗入。当时并没有兴起第三部门。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不同，它们在第一、第二部门尚未完全形成时，就出现了第三部门运动。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在一般意义的现代化中，也包括“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种现代化。在中世纪，除了都处于“第四象限”中的“传统政府”与“传统营利组织”外，也还有教会、宗族、行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因此就有“第三种现代化”的问题。这在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作用并不明显，但发展中国家的NGO运动往往受到先进国家第三部门运动的影响。其次，尽管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但已不是纯粹的现代化了，由于它产生的时间，就使它兼具了现代和后现代两种意义。就像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初发达国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发展中国家就不能也不应该先污染后治理。因此，发展中国家同时要面临着现代和后现代这双重挑战。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NGO运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职能、动力、方向上差异。国际第三部门运动虽然方兴未艾，但是不能掩盖它的危机。有人把这个危机概括为“志愿失灵”（相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而言），或曰“慈善不足”，即第三部门能否仅仅通过志愿途径聚集足够的资源。据我所知，目前各国第三部门普遍存在资源危机，一是劳务危机，一是财务危机。我们知道，“典型”第三部门的工作是无偿的，但事实上上规模的组织都不可能只靠义工来运作，于是出现了许多带薪的志愿者。当然，他们的薪水应当只是维持体面生活，跟他们的努力相比是很少的。而在资金来源上，捐助和遗赠也远远不够，大量要靠政府资助，即依靠强制机制而非自愿聚集来的资源，也搞一些营利活动，因资源不足而采用经营行为作为补充。但是它既然受政府资助，能否坚持“非政府”的独立性？有了经营行为，如何保持“非营利”的公益性？能否克服这两大危机，关系着第三部门未来发展的前途。
在发达国家，相比之下，自由市场国家似乎要比福利国家更富于志愿资源（义工与捐款）。也许拥有充分自由充分权利的人更容易产生社会责任心，往往制度越自由，志愿资源越多。比如美国的第三部门通常有30％以上的资源来自志愿，而北欧福利国家，由于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政府，社会缺乏主动性，志愿资源往往很少，他们的第三部门依赖政府资助的资源占其所利用的资源往往达到80－90％。而人们认为，无论依赖政府资助还是依靠营利活动，都会使第三部门产生独立性危机。对此，如今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
那么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海外有人就提出：你看中国，政府很少或者基本上不资助NGO运动，象中国青基会、慈善总会之类的组织，依靠志愿资源的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可见第三部门独立性问题在中国解决得更好！
这当然是不了解情况乱说了。实际上恰恰由于第一、第二部门本身都没有现代化，三个部门都还没有脱离“第四象限”的控制，官府完全可以在不给第三部门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严密控制它的行动。(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其实还没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正如还没有真正的民主政府与规范市场一样，只有包含这些因素的、正处于分化中的第四象限组织) 因此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若是政府只能通过给予资助才能影响第三部门的独立性，那已经是太理想的状态了！我一分钱不给你，照样把你管死。欧美人怎么能理解这个？！ 所以，“第三部门的独立性危机”在中国跟在欧美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面临的所谓独立性问题，其实还是摆脱“第四象限”的问题。而且不仅第三部门，第一、第二部门也有这个问题。而欧美并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第三部门研究者自然也不会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换句话说，他们的“志愿不足”是个“后现代”问题，而我们的“独立不足”却是个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