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赵永华的母亲对记者的到来感到高兴，多年来，她为了改变女儿的不幸命运奔走在运动队、地方政府之间，但得到的帮助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如今，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媒体身上，希望通过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有关部门能帮助她们母女俩，不再为摆脱困苦的生活苦苦挣扎。

　　带病参赛导致病情加重，复员回家却要举债度日

赵妈妈拿出了1992年13岁的赵永华因体育特长而被沈阳军区八一滑雪队选中时的入伍通知书。

据赵妈妈介绍，赵永华在上小学时就表现出非凡的体育运动天赋，小学毕业后被招入通化市体育中学开始进行专业训练，初二时，赵永华被八一滑雪队看中，随即正式入伍。

1997年，代表八一队参赛的赵永华在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上一举夺得4枚金牌，但随后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记者看到，在一份1997年由解放军某医院开具的病历报告上，医生注明：赵永华应食用糖尿病病人专用膳食，同时应停止大运动量训练和比赛。

但据赵妈妈介绍，在查出糖尿病之后，赵永华带病参加了运动队组织的1997年~1998年冬训。在1998年举行的另一项全国比赛上，病情已经加重的赵永华再次获得了1金1铜两枚奖牌。

但这次比赛之后，赵永华失去继续参赛的能力，随后复员回到地方。

然而，回到地方对于赵永华和她的家人来说却是坎坷生活的开始。

治疗糖尿病所需的高昂医疗费、医药费从此需要个人承担，尽管部队发文至通化市民政部门，要求后者安置赵永华复员后的工作，但直到今天，赵永华仍待业在家。

据赵妈妈介绍，没有工作是对赵永华的最大打击。“在部队服役7年，期间立过三等功，还获得过多个全国冠军，就因为身体有病，结果退伍回家连个工作也没有。”赵妈妈悲伤地说，“赵永华原先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兵，回到家后竟成了要父母养活的病人，这让赵永华的性格很快从开朗、活泼、自信，变得消沉、自卑，并几次想轻生。”

在最初两三年里，家里为了给赵永华治病，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最后花掉了10多万元，又背上了7万多元的债。

　　地方表态无相应政策，部队只给了不到一万元

在再也无处可借钱之后，赵妈妈终于想到，运动队和当地政府能不能救援一下赵永华。在几次致函和登门求助之后，部队对赵永华给予了不到1万元的资金支持，并发了一封慰问信。地方上也开始考虑解决赵永华的生活困难问题。

据通化市东昌区民政局副局长鲍永芳介绍，赵永华从2002年开始领取低保金，每月143元，目前已经涨至265元。2006年4月赵永华被纳入医保范围，目前可报销40％左右的医药费。民政部门还联系医药企业，为赵永华免费提供5年的人工胰岛素和医疗器械。此外，通化市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还在最近3年为赵永华捐助了3万多元和米、面、油等生活物品。

鲍永芳表示，政府已经在尽力采取措施帮助赵永华一家度过困难。赵妈妈表示，运动队和有关部门的帮助，赵家深为感激，但这些帮助没有解决赵家的根本困难。

“我已经快60岁了，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我要是死了，赵永华怎么办？”赵妈妈说一想到未来，就感到茫然，“我希望能有一个长久性的保障机制来帮助赵永华，让她的生活、治病都能有所依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靠一点捐助、补助零打碎敲地过日子，过得了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能怎样？”

赵妈妈最想不通的是，“赵永华从13岁被选拔进八一滑雪队开始，就把青春献给了滑雪。为了拿到好成绩，吃苦受累，最后落下了病根子。要成绩的时候，我们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拿成绩毫无怨言，但为什么等我们病重退役时，就没有人帮助我们解决根本困难呢？”

赵妈妈希望，政府能给赵永华安排一个失明人士可以从事的、稳定的工作，让她自食其力，让她拥有生活下去的信念。同时，考虑到她是因训练、比赛致病，后又因病失明，希望当年的运动队和现在的有关部门能给赵永华伤残战士的待遇，从而给予她在治病、生活上更多的扶助。

据鲍永芳介绍，有关伤残战士资格的申请，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办理，但目前还无法预料结果。至于工作安排，目前还有待查阅历史资料，以确定为什么在赵永华复员之际没给她安排工作。

鲍永芳可以确定的是，民政部门不会不按规定办事，即赵永华在当时没有给安排工作一定有政策上、制度上的原因。

2.谁来为退役运动员埋单?

日前，已退役的前全国长跑冠军、昔日与孙英杰在国内外赛场双翼齐飞的艾冬梅为生活所迫拍卖奖牌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这个时候还在做搓澡女工的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乃至更多陷入生活困境的退役运动员。他们或曾是体坛精英，或曾是无名英雄——短暂的辉煌青春过后，谁来为他们的“后青春时代”埋单？

　　贱卖金牌难挽青春的代价

米兰－昆德拉说过：“生活就是从一扇窗到另一扇。”记忆中，艾冬梅的足迹曾遍布北京、大连、曼谷、波士顿……昔日的全国长跑冠军、世界级长跑名将，曾在鲜花、掌声、尖叫中19次亲吻颈上的奖牌。如今，那些奖牌竟然变成缓解生活困境的拍卖品，一块金牌叫价1000元，她在北京市郊摆一个卖童装的小摊的成本也是1000元。

这是位于北京市通县某居民区内的一幢简陋的小楼，斑驳的墙壁、破旧的楼梯、飞扬的尘土，艾冬梅和丈夫王启海携不满2岁的女儿王欣瑶住在二楼的一间毛坯房中，三口之家和另一位大学生均摊着600元／月的房租。室内近乎一贫如洗的清静，与那些形色各异、光彩夺目的奖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告诉记者，丈夫的工资已被火车头体协停发，她从3月下旬开始摆摊卖童装，20多天下来，纯收入仅为100多元。

“有一天好不容易破天荒地挣了140块钱，最后回家才发现，其中的100块竟是一张假钱。做买卖太难了！现在在北京卖衣服，5块钱1件的衣服还有人想讲价，把我气得啊，真想踹他们两脚！”艾冬梅说。

艾冬梅的遭遇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邹春兰，去年此时，恰是“昔日全国举重冠军沦为搓澡女工”的消息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住房的邹春兰和丈夫挤住在长春市一家大众浴池的“隔段”中，每月搓澡收入300元左右，就连吃一次炒鸡蛋都成为奢侈，更别提吃肉了。若不是媒体的及时关注以及全国妇联和吉林省体育局的及时帮扶，恐怕现在的邹春兰未必是洗衣店老板，甚至依旧在茫然中周而复始地挥动着搓澡巾。

据统计，国内目前有退役运动员30余万人，其中近80％正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的困扰，而奖牌的拥有者毕竟是其中的少数——即便是拥有一枚或数枚可以卖上价钱的金牌，那青春的代价就能挽回吗？他们的生活状况会因卖奖牌而发生质变吗？

　　退役安置：生存法则考验下的“后计划经济壁垒”

全国举重冠军退役后沦为搓澡工、全国长跑冠军退役后摆地摊卖衣服……，邹春兰、艾冬梅等相当一大批运动员都曾将青春奉献给体育事业，然而退役之后，他们却不得不去接受生存法则的考验，其生活条件也往往同退役之前有天壤之别。尽管如今的邹春兰已经成为洗衣店老板、全国妇女创业典型，但是她一个人的转变却无法掩盖其他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13日，艾冬梅在北京与邹春兰见面时就表示：“我和邹姐是幸运的，毕竟我们俩有这么多人关注，但是那些没受关注的退役运动员呢，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艰苦。”

黑龙江省女子举重队退役运动员李双双从2005年退役后就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她告诉记者，由于长年搞训练、学业耽误过多，还带着伤病，她连很多最基本的文员类工作都做不了。她曾帮人搞过促销，卖过服装，最多一个月也就挣500多元，许多队友退役后的生活都像她一样苦。

3.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退役运动员?

刘翔：退役之后我还会从事与田径有关的职业，我喜欢它。
陈中：退役之后我不会离开跆拳道，我会继续从事与它有关的事业。
艾冬梅：如果我的孩子以后踏入体育圈，我就打断她的腿。
他们一个是110米栏世界排名第一，另一个是两次跆拳道奥运冠军得主，还有一个是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的缩影，这缩影辛酸、无奈而沧桑。
就像学校里优秀的学生会被推荐到好单位，或者被留在学校内任教一样，运动队也同样给冠军们一个好的安置，他们或者做了官，或者当了教练，或者靠着自己的名气进入其他圈子。这些成功者，仅仅是一座金字塔的塔尖而已。
塔尖:风景这边独好
有人将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归为五种——
1．当教练。比如曾经叱咤羽坛的李永波，比如中国第一位乒乓球男子大满贯得主刘国梁，比如2000年悉尼羽毛球男单冠军吉新鹏。
2．进入娱乐圈。比如花样游泳运动员陶虹，比如体操奥运冠军刘璇。
3．从政。比如前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在缔造五连冠之后，成为“最富有”的体育人，掌管体育总局彩票中心，2003年下半年又任职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的队友张蓉芳也被委任排球管理中心书记、副主任。
4.经商。比如李宁和李小双。
5．深造。比如邓亚萍，她拥有剑桥硕士、博士学位。回想当年她退役之时，将读书作为首选，她在清华大学完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课程，邓亚萍的努力和付出不比她当运动员时少。
以上的五种行业中的运动员，不管他们转行到其他圈，还是继续留在体育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退役前都是金字塔尖上的人。
塔基:仍在泥泞中挣扎
也许你没有听说过陈玉梅这个名字，她是个在鞍山齐大山铁矿北采矿场工作的女工。她曾经有这样一个身份——当年叱咤风云的马家军成员之一，她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在汉城获得第三届世青赛800米亚军。如今她31岁，工作就是在铁矿里负责计数。
马家军的第一代队长陈颖是马家军最大的悲剧。1998年，她的尸体在沈阳棋盘山水库被发现。如果不是被学历卡住，她现在也许是哪家媒体的记者。尽管她没有显赫的成绩，尽管半夜起来偷练也没能取得世界冠军，但她却成为马家军中唯一会写诗的人，唯一用日记本记录了马家军历史的人。退役后她曾经到辽宁一家报社自荐做体育记者，但该报社这样回绝了她：应征者必须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对从小就进入运动队的陈颖来说无疑是不可逾越的。之后她烧掉了在马家军7年间记录的十几本日记。
如今的媒体，会聘请莫慧兰等退役冠军做记者，怎么会拿学历卡人呢？怪只怪，陈颖头顶上没有太多的光环。而马家军中的王晓霞，退役之后成了一个逃避计划生育的农妇。
说起退役后的悲惨境况，就不得不提邹春兰，当她13岁时国家曾对她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好好练，取得好成绩。她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10年里，她拿过5个全国冠军，但当她要退役时，得到的“照顾”却是在举重队厨房干粗活，并且在三年之后连这点“照顾”也被取消。她流落到社会上，卖过羊肉串，做过杂工，令她“扬名”的不是她当初的成绩，而是她退役后做搓澡工的经历。
从风光无限的全国冠军，到一次只挣1.25元、月收入总共不到500元的搓澡工，邹春兰自己也承认，自己目前的境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连拼音都不会。由于常年从事体育训练，把学业彻底荒废了。除了没有文化，她还缺乏一技之长。长期进行举重训练，使她在实用技术方面没有任何专长。
才力，这位“亚洲大力士”连续获得了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在退役后，还是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关照下，才被安置当了一名门卫。
由于长期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才力在退役5年后去世，时年33岁。他去世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还留下账单800元。
1990年，他在北京亚运会上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之后状态开始下滑。退役后因为过胖，也没有别的专业技能，而作为一名农家弟子，才力没什么文化，更没有背景，既不能当教练，也走不了仕途，他的路越走越窄，终于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人生。
他们怎样融入社会
对于这些从小到大只和队友、教练接触的运动员来说，退役之后找工作还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与社会生活脱轨。
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由于生活所迫，在通州一家菜场卖衣服。记者去探望她之前询问同行，硕大一个菜场，怎样才能找到她？对方说：“你就看一个地摊前低头坐着一个人，既不叫卖也不跟顾客多说话的就是艾冬梅。”艾冬梅对自己的行为解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叫卖，也不知道别人还价时我该怎么办。有时候顾客砍到一件衣服5块钱还嫌贵，我真是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还透露，摆地摊第一天，她就收到一张100元假钞。
1999年刚刚退役时，曾经的亚洲赛艇锦标赛女子2000米双人双桨冠军获得者陈又香嫌弃过环卫工人的职业，她无法接受自己怀揣一堆奖牌和证书却要在退役后去扫大街的事实。此后的几年，为了生存，她做过福利院小工，做过家政服务，做过电梯清理工，没有一份可以容纳她的稳定职业。她的儿子还患有先天性疾病，让她不得不放下冠军的架子，答应城管局去做环卫工人。她认为，这至少是个稳定的工作，可以免去每天到处投简历和找杂活，但是城管局却没有再给她回去的机会。这位赛场上昂首挺胸的女英雄，却在退役后的生活面前低下头来：“为了能攒钱给儿子治病，什么活我都干。”
不少亚洲和全国冠军退役后不得不看大门、看自行车棚，或干脆找不到工作。
善后补偿杯水车薪
一般情况是，国家运动员退役，要么继续当教练，要么回省队，即不存在国家队队员退役的补偿问题。各省的通常做法为，根据运龄、成绩和本人退役前体育津贴水平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经济补偿。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四部分。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元~6万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而全国每年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依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显得十分困难。据介绍，在1990年代以前，被安置进入工厂的比较多，之后，市场化越来越高，便少有单位再要“不对口”的运动员。
一些知名运动员通过各种形式，呼吁政府安置好退役运动员，很多地方也在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为了国家荣誉奉献青春的人。但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 　　大学生就业难，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字眼，那么退役运动员就业，又岂止一个难字了得。